新论摘编060725

　　政府改革须有成本约束

　　倪震在《学习时报》刊文说，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社会之所以需要政府，是因为政府的存在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即用成本较低的政府组织方式代替成本较高的市场交易、企业交易和社会交易。因此，要有效控制和降低政府成本，取决于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合理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加强对行政决策的成本约束。政府职能为什么转变，哪些职能需要转变，

　　过高的政府成本不仅会使社会不堪负担，而且也关涉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关涉改革事业能否健康发展。当前，在各级政府构建公共财政制度框架的过程中所实行的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会计集中核算、绩效审计等制度改革，都是有效控制政府成本的重要举措。但是，这还不够，还要使政府的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都受到法律明确的规定和有效的监督，只有这样，政府才不会浪费纳税人的钱，并以一个较低的成本提供较好的公共服务。

　　事业单位改革

　　谨防政府卸责

　　谭雄伟在《燕赵都市报》刊文说，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启动，我国公共机构改革步入深水区。事业单位改革，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要使改革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必须防止个别地方政府借事业单位改革推卸政府责任。

　　我国目前的事业单位，既存在着人浮于事、机关臃肿等问题，又存在着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改革的一个普遍模式，就是“放权让利”。可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出现权力没放弃，责任却被放弃了的现象。

　　所谓的“事业单位”，国际上较为规范的说法叫做公共机构，即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机构。设立公共机构的目的是为社会全体公众的利益服务，以保证社会中的每个公民都能公平地享受到最低限度的文明成果，以弥补市场缺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最基本差距之一，就是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健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体系，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和基础设施等都不尽如人意。而糟糕的公共服务、悬殊的贫富差距、腐败的权力结构等，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严重的制约，最终导致社会处于持久的不稳定状态。因此，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把改革目标仅仅定位在消极的削减人员和经费上，而应该定位在积极公平分配公共资源、改革事业单位内部管理、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这一目标定位，与新时期我国政府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的新的发展战略是一致的。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社会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要充分注意到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着眼于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只有把事业单位改革定位在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才能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才能保证改革的成功。

　　国家赔偿额度过低

　　不利于人权保障

　　今年64岁的湖南新化籍赔偿请求人陈远玉因检察院和法院的失误，被错误羁押了1240天。近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共同赔偿陈远玉人身自由被侵害赔偿金90892元。对此，李坚在《中国青年报》刊文说，被错误关押三年多仅获得9万余元的赔偿，显然对于被错误羁押者的权益救济来说，是不够充分的。这揭示出我国的《国家赔偿法》有很大的不足之处，说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赔偿范围过于狭窄，对受害人的救济不够。这样的补偿规定难免会产生不利后果：一方面，受害人所受侵害得不到充分补偿，他们有可能由不满意法律判决、不满意国家机关发展到不满意整个社会，这种积怨如果长期得不到舒解，社会正义长期得不到充分伸张，国家机关在老百姓心目中就会呈现“官官相护”的形象。从另一角度看，惩罚度过轻，对违法国家机关的威慑力不够，不利于减少此类违法行为。为此，赔偿不能以生存权保障为原则，应该实行以补偿性赔偿为主，惩戒性赔偿为辅。

　　国家赔偿在全世界范围内大体上存在惩罚性、补偿性、抚慰性三种。在我国，基于具体国情的考虑，《国家赔偿法》基本上采用抚慰性赔偿，缺乏惩罚性赔偿。惩戒性赔偿由于是一种包含精神赔偿在内的高额赔偿，因此具有制裁功能、预防功能、促进受害人指责不法行为并更好地维护公正和秩序等功能。惩戒性赔偿是对行政、司法机关进行强制教育的一种形式，目的是为了促使他们吸取教训，增强依法办事的意识，提高办案的谨慎度。

　　1.4亩人均耕地量即将失守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上海表示，中国农业发展最大的挑战来源于土地和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尤其是耕地流失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因此“迫切需要推动现代农业政策”。

　　陈锡文说，2003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43亩，2005年下降到1.4亩，明年1.4亩的人均量将失守。据悉，水和土地对中国都是稀缺资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5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40%。我国人均水资源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的27%。

　　陈锡文还透露，目前，中央每年批准的各省市建筑需要占据耕地用地为400万亩，但各省市每年向中央报批的建筑用地需求实际为1200万亩。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耕地再怎么保护都将会减少。他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农业，长则8至10年，短则3至5年，必将因为农业基础设施和资源不足发生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