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下乡”成为一种常态工作方式

　　潍坊市委副书记郑金兰，是近期最受瞩目的地方政府官员之一。这缘于2005年12月13日和2006年6月25日《人民日报》节选发表的那部《下乡手记》。在这部十几万字的手记中，郑金兰记载了自己从2002年6月担任分管农业的市委副书记以来深入农村工作的所见所闻以及由此引发的感想与思考。

　　作为直接掌管潍坊市农业的官员，郑金兰下乡对潍坊农业发展的导向性作用无须多

　　地方党员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农村的工作作风是受非议颇多的一个问题。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在几十年的革命与改革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作为历史发展最根本的推动力量，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的现实有着更为真实的认识与理解，而这恰恰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进一步发展的依据所在。

　　然而，在某些地方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习惯了高高在上的位置优越感，习惯了听汇报和在开着空调的办公室里喝着香茶办公。这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干群关系的紧张与相互之间的信任缺失，更严重的是，由于缺乏对实际的认知，还可能引起决策的盲目化与主观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干部下乡应成为新时期党员干部的新作风和新思维。正如郑金兰在2003年3月28日的日记中写的：“一直都在下面跑，越来越体会到有些问题，靠浮在上面听报告是绝对不行的。对事关农业全局，深层次的问题，不深入基层，直接听取老百姓和基层干部的呼声，就抓不住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另一个角度讲，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的转变也就意味着农民权利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的进步。其实，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这本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农民权利的弱势，尤其是话语权的弱势，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最大的阻碍之一。本应是新农村建设主体的农民，却由于缺乏完整流畅的权利表达渠道，出现了在新农村建设中被边缘化的趋势，从而导致很多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出现了偏差和失误，各种“奇行怪举”层出不穷。这一点，从近来被频繁报道的征用农民土地，大建“别墅村”、农民扛着锄头坐电梯等所谓“新村”建设中可见一斑。

　　历史早已证明，但凡违背农民意愿的安排、设计、规划，大都难逃被淘汰的命运，因此，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赋予农民更多说话的权利，让他们有更多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政府主导与尊重农民意愿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干部下乡，正是给了农民说话的机会，让他们说出最需要的东西，最迫切解决的问题和对于农业发展最质朴的建议，这不仅使农民的意愿有可能以最直接的方式被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规划中，更体现了对于农民权利应有的尊重与敬畏，在我看来，这是干部下乡更应被关注的地方或者说更应被重视的价值所在。

　　应该看到，干部下乡目前并非是一种常态，而“个案”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局发展上作用还十分有限。我们需要更多的党员干部走出机关大院，走近基层群众，使“下乡”成为一种常态的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