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有感于毛泽东同意“高峡出平湖”暂缓

　　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对当时酝酿的三峡工程上马表示赞许。1956年，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办，意味着三峡工程已经开发实施。1958年，当时有人催促三峡工程赶快上马。而时任燃料工业部水电工程局局长的李锐却有不同意见，他上书中央认为目前条件不成熟，说：“三峡水电站所有重大技术问题，可以说无一不超过当前世界水平很远。当然这一点吓不倒我们，但问题是需要时间……”，因而认为三峡工程应该暂缓上马。毛泽东将要赶快上马和暂缓上马的两方面的代表人物林一山和李锐召到一起，亲自听取意见。最后，毛泽东同意李锐意

　　2006年5月20日，三峡大坝全线建成，毛泽东的“高峡出平湖”的宏伟遗愿终于得以实现。当三峡工程竣工后，对于右岸大坝没有裂缝的奇迹，国务院三峡三期枢纽工程验收组副组长兼专家组组长、“两院”院士潘家铮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感慨地说：“三峡工程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最应该感谢的就是那些质疑和反对的人”。因为正是这些质疑和争议，助推三峡工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当我重温这些往事时，我有着以下的感慨。

　　第一，决策应该允许争议。著名经济学家赫伯·西蒙曾指出：“管理的关键是决策”。因此，优秀的管理工作者(即领导人)在作任何重大决策前，决不武断拍板，总希望能听到不同的意见。据说20世纪初，流传着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斯隆的一则故事。一次，斯隆主持召开重大决策会议，会上因未发生争议，斯隆即宣布休会。他说：“此一问题延期到我们听到激烈的不一意见时再开会决策，我希望下次会议能听到不同的意见。”

　　为什么希望能听到不同的意见呢？因为，不同的意见的争论过程首先是一个优化过程。不同意见之间互攻它短、各扬其长。其次是一个统一认识的过程，通过争论，实现统一。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有不少领导者在决策时，不懂得这些道理，要么是一人独断专行，根本不与人商量；要么是在商量讨论时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以至有人认为他不是在商量讨论，而是在走过场。这些人，既没有毛泽东的是礼贤下士，也没有斯隆的虚怀若谷。

　　第二，多几个李锐式的人物就好了。决策过程中能否允许争议，这取决于领导人的领导素质，而能否出现争议则取决于非领导人的品德、才华。1958年围绕着三峡工程是否上马能够出现争议，起关键作用的是因为有了李锐。在当时诸多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如果仓促上马三峡工程，必定后患无穷。从这点上看，现在三峡工程的成功不能不说得益于李锐。

　　能够敢于说“不”，是需要有勇气的，更是需要有胆识的。我发现现在不少干部，明明知道上级的某项决策不对，但不敢站出来说“不”，也不敢另外提出自己的主张，都缺乏李锐的“犯颜谏上”。我不知道这是这些干部他们自身的原因，还是他的领导者的原因。

　　为了使我们的事业办得更加漂亮，我呼吁：决策允许争议和要多出几个李锐式的人物。(作者：方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