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初查、立案、侦查到起诉，检察官历尽千辛万苦才把一个贪官诉到法院，而这个贪官却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可能被判缓刑，甚至免予处罚—— 近年来，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至2005年的82．83％。（7月25日检察日报）
失之于宽松的法律就失去其威严，就可能不被信仰和敬畏。有资料显示，2003年至2005年，全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刑，职务犯罪案件的年均缓刑率为51．5％，明显高于公安机关侦查案件19．74％的年均缓刑率。如此高比率的适用缓刑、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造成最直接的危害，就是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与腐败分子作斗争的积极性，影响了查处腐败的权威和力度。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现象对那些还在“潇洒走一回”的贪官就是一种误导，贪污受贿、搞腐败成本很低，如果天知地知，就捞了一笔；如果东窗事发，判个缓刑、免刑，顶个虚罪，至多丢掉“乌纱帽”，但照样有班上，照样工资上卡。这样的“信号”给腐败分子以更多的侥幸，却是给法律戴上利剑难以出鞘的“手铐”。广西博白县检察院连续查处了该县某农场三任场长职务犯罪案件，靖西县检察院也多次查办该县食品公司有关负责人挪用公款案，奇怪的是，在同一个单位年年查办，年年发案。这其中很大因素就是前任领导犯罪被判缓刑后仍在原单位上班，保留了公职，没有达到惩治和教育的目的，后任者因而也就无所畏惧地跟着犯罪。而此前河南省三任交通厅长相继落马，犯罪细节相似，越犯案值越大，更是发人深省。
还应当看到，在某些地方反腐过程中，存在着人为放弃追究“小腐败”的现象。如为了鼓励检举和揭发，对行贿者免予处罚，“五万元以下不追究”等等，导致行贿者有恃无恐。在某些已经结案的重大腐败案中，行贿犯罪特别是那些买官者明显量刑较轻，有的甚至得不到法律追究，连当初买来的官帽还戴在头上。行贿者的胆子并没有因为对腐败案的查处而越来越小，反而越来越大。如果反贪机关每办一起大案之后都要留下“一地鸡毛”，那么依法反腐的原则就要在百姓心中大打折扣。
古语云：“严法度，其国必兴”。给某些罪当刑罚的贪官以自由，既有立法上不能适应新的反腐败形势需要的一面，又有司法机关减缓刑罚过宽的主观因素。过份强调人性而忽略法律的严峻，对贪官的惩罚与社会总体感受不对等，对贪污受贿赃款的追缴力量不够，抓大放小，使法律丧失权威性和震慑力，达不到惩前毖后，正本清源的预期效果。
作者：梁江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