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大兴“孝敬文化”，“二十四孝”重现江湖(见7月21日《北京晚报》报道《“二十四孝”该不该推广？》)。孝道，一直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因此也被反封建的斗士鲁迅诋訾得最为不堪，“郭巨埋儿”从千古大孝一下子变成了“反人类罪”的典型。
不可否认，对长辈的尊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伦理美德，并非某种具有特别民族性的文化属性，但是把这种天然的情感上升到制度化的“孝”，的确是中国在东亚的“制度化
创新”。中国传统的“孝道”，绝非仅止于家庭意义，古人云，入为孝子，出为忠臣。在家国一体的文化当中，皇帝是全国人民的大家长，孝道同时意味着对君主的忠诚，换言之，“孝”在封建道德中已经几乎沦落为无条件服从君权父权的代名词了。
但是在孔子的思想当中，还可以找到一丝原初的“孝”的真谛。孔子最有名的话之一，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的是君臣父子，大家要各安其分。父慈才能子孝，兄友才能弟恭，并没有强调居于弱势的臣子们要无条件地服从君父。这一点其实与西方人父子平等的观念也相去不远。
家庭和睦，责任是多方的，子女不是惟一在家庭承担责任的一方。看到社会新闻当中常常出现子女虐待老人的报道，在同情之余，我也常常会想起《三字经》里最脍炙人口的那一句：“养不教，父之过。”鲁迅在批判二十四孝之外，还写过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孝道的沦落，原因正在父权的无限扩张，批判孝道，实质就是革那些坏老子的命。如今有的父母慨叹子女们如何不孝，却不检讨自己家庭教育的失败，这不光是他们的短视，也是社会的盲区。而地方上，如果不从根本上指导父母们如何为自己的晚年实施良好的家庭道德教育，只一味要求子女们孝敬，对于解决上下辈之间的关系，就会构成本末倒置，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封建父权意识。
目前，在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孝道”的淡漠大多数可能是家庭亲情教育失败的结果，但不可否认，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老人晚景的凄凉，往往与缺乏社会保障有极大的关系。对于这种情况，不能简单斥之为不孝。因病举债在中国农村并非罕见，这一生存窘境，恰恰与“二十四孝”里郭巨埋儿所面临的境遇如出一辙。当生活水准降低到要为基本生存而抉择的时候，老年人往往会成为牺牲者。牺牲和剥夺老年人的生存权益，当然是违背基本人性的，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因素，更值得深思。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落后的自然经济社会了，但是中国农村老人的社会保障，却还没有完全脱离养儿防老的农业时代。在二十四孝的时代，还完全没有什么社会福利的概念。如果现在还用“孝感天地”的传说，去祈求老天赐坛黄金埋在自家菜地里供儿养老，也太天方夜谭了。
孝，需要子女来负起责任，也需要父母为自己来负起责任，更需要国家为社会福利来负起责任。根本用不着二十四孝这么多，做好这三方，已经足够了。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也已经有人在忧思“未富先老”，中国将要面临的问题。如果用二十四孝来给这个社会问题开一剂药方，恐怕只是死马当成活马医。我也只能对此报以一声无奈的叹息。
作者：
王晓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