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林浩
在中国GDP高速增长的时期，工资总额的增长却在下降，这已经成为一个值得社会关注的问题。有数据显示，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1980年、1990年和2000年分别为17%、16%和12%。2000年到2003年，这一比重虽略有上升，但依然徘徊在12%-12.5%之间。与之相对的一个可比数据，美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近年来一直稳定在50%左右。
那么，其余的钱都去了哪里？我们如果站在社会财富分配的宏观角度观察就会发现，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出现了社会财富向政府手中集中的趋势，与民争利的政策取向导致了国富民穷。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发现，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从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的分配比例来看，1999-2003年间，居民的份额明显下降，企业的份额进一步上升，政府的份额大幅度上升，1998年为68.6%：13.9%：17.5%，到2003年发展为61.8%：15.1%：23.1%，政府最终可支配收入的规模迅速扩大，相应居民可支配收入明显削弱。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局面，原因之一，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一系列改革，都陷入了与民争利的路径之中。以市场化、产业化名义推行的改革，实际上变成了政府推卸财政责任的最好借口。很多本应由公共财政负担的支出，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结果是，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成为新的民生三大问题。与工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0年到2005年短短6年时间，财政收入增长了2倍，远远超过同期GDP的增长速度。
另一个原因，是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对社会财富的攫取。从2000年起，国有企业的利润开始爆发式增长，这起源于90年代末期政府推动的“抓大放小”改革。在行政权力绝对控制要素资源的条件下，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出现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基础行业及上游行业中。这些垄断巨头掌控国家重要资源，背靠公权撑腰，有着强大的产品定价权。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财富迅速向这些垄断巨头集中，大量的下游企业、中小企业处于微利甚至是亏损的边缘。这些靠垄断、权力以及国家财政支持积累起的巨额利润，并没有向全体国民分红，而是大部分被垄断行业和特殊利益集团瓜分了。政府控制的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实际上成了与民争利的一个工具。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这些年来所形成的政府与民争利的改革路径。要想让经济增长的红利普惠国民，一方面，公共财政要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加大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投入，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政府要放松管制，打破行政垄断，消除各种不合理的非市场因素，让市场而不是权力来决定国民收入的分配。
审稿：刘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