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非英雄”的腐败不该同情

　　□马国川

　　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曾经于2003年荣立“广东省抗击非典个人三等功”。广东省纪委日前公布，罗耀星等7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多家疫苗供应商所送的贿赂达1447.9万元。其中，仅罗耀星一人就涉嫌受贿人民币1118.5万元。目前，罗耀星案已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

　　一个“抗非英雄”因涉嫌受贿上千万被移送起诉，这让许多人扼腕叹息。但是也有人说，在当前医疗行业回扣风行、社会上各种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的大环境下，“抗非英雄”收受回扣情有可原，如果我们一味地指责“抗非英雄”有失公允。这种说法比“抗非英雄”被巨额回扣击垮更让笔者感到不安。

　　腐败像沙滩上的水一样，四处渗透。时下，有官员索贿受贿的腐败，有学者学术造假的腐败，有医生收受红包的腐败，也有教师考试作弊的腐败……腐败的特点就是技术翻新，花样繁多，参与者众。随着腐败现象的发展蔓延，人们对腐败的道德评价也产生了迷乱。许多人在痛恨腐败之余，也产生了各种对腐败者的“同情的理解”。例如，对于医生拿回扣现象，就有人说医生收入太低，与其技术、劳动不相称，所以拿点回扣情有可原。笔者认为，这种道德评价的迷乱才是最令人悲哀的，它似乎已经成为腐败的某种道德环境。

　　社会道德评价对腐败的冷漠、麻木、默认，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同情，最终表现在对“抗非英雄”因涉嫌受贿上千万被移送起诉这样一个案件的“同情的理解”。曾经被视为可耻的行为，由于行之者众而被宽容和习惯，并且出现了“‘抗非英雄’收受回扣情有可原”的声音。这难道不让我们感到痛心吗？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建设各种防腐反腐的制度。确实，在一个现代国家里，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道德是靠不住的”。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只知制度不谈道德。须知制度需要人来执行，假如没有一个与制度相配合的道德环境，再科学严密的制度也无济于事。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社会面临的真正挑战，与其说是防腐反腐的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严重的道德认知危机。关于人的选择性、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一句话说得好：不能因为靠近垃圾场便注定只能当苍蝇。而且，垃圾场最终是不可能靠苍蝇来改造的。

　　“抗非英雄”被击垮了，诚然可悲。但是，无论如何，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底线不能被随意下移——否则，那就不仅仅是可悲，而是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