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善后40年

　　□本报实习生潘晓凌王晶晶

　　当年英雄事

　　时隔37年，方玉荣再次成为焦点人物。2006年6月，一篇名为《救火女英雄晚景凄凉，靠廉价药片止痛》的报道，描述了她的现状———独自住在一间破平房里，每天靠敲墙告

　　疑问、反思甚至诘难随着新闻的传播而来：一位冲入火海抢救设备而失去耳朵、乳房、脚后跟和九成皮肤的女人；一位进入小学课本而感动中国的英雄，怎么落到了这般田地？

　　“事实上，当时国家对方玉荣的救助是不惜成本的。”章海宁说。他供职于黑龙江《生活报》，是“救火女英雄”一文的作者。据方玉荣的自述，1969年她受伤后，一辆专列把她送到哈尔滨抢救。此后，方玉荣经历了42次植皮手术，黑龙江省、鹤岗市两级政府承担了全部费用。“按目前消费标准换算，这笔钱约为100万。”章海宁说。

　　在1960年代的中国，成名的英雄们都享受着崇高的待遇。另一位救火女英雄向秀丽的事迹——她不幸牺牲了——同样入选小学课本；为救幼童被火车轧断左臂和左腿的戴碧蓉，其事迹也进入语文教科书，题目是《小英雄戴碧蓉》。1969年国庆节，戴碧蓉被接到北京天安门观礼台上，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在那里，她遇到了“草原英雄小姐妹”之一的龙梅，后者因保护羊群而被严重冻伤而截肢。

　　1978年，方玉荣做完全部植皮手术，出院回家。她当年为之献身的工厂——工业风电焊厂——又包下了她的退休金、报销药费和护理费。但改革的大潮扑面而来，1995年，这个街道小工厂因效益不好，被转卖给个人。方玉荣400元的退休金随之转由鹤岗市社保局负责，工厂只承担每月60元的护理费。“这些钱是杯水车薪，”章海宁说，“老人的儿女买药回来，但她舍不得吃，有些药被放过期了。”

　　一位社会学家分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造就的中国英雄们，大多是工人或农民，而其事迹集中在保护公有财产上。他们受改革的冲击较大，当体制变化时，很多人与方玉荣的境遇相同。但也有一些人被保送进入大学，或者从政———龙梅于1970年入伍，转业后曾在达茂旗团委、包头东河区团委、人大工作，现任包头市东河区政协主席。

　　见义勇为基金会：基金缺乏

　　进入1980年代后，新一批英雄脱颖而出。具有代表性的，包括跳入粪坑救老农而牺牲的大学生张华，以及救火少年赖宁———他同样为保护山林献身。他们的英雄事迹广为人知。但在此时，一些不同的声音开始“挑战权威”：比如对赖宁，很多人在反思：让一个14岁的男孩能否承担起这样的重担？

　　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见义”应该“勇为”，还是要“巧为”？

　　而对那些因舍己救人受到伤害的英雄，在1980年代，善后仍是难题。

　　1978年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一辆载着86人的大客车在行驶中突然起火。吉林农民宋凤河摸出随身携带的斧头，砸碎了车窗玻璃。当他抱起最后一名乘客———一个孩子跳出车窗后1分钟，客车爆炸了。

　　回到村里，宋凤河一直被跳车窗时落下的腰伤折磨着，他失去了大半劳动能力。

　　“谁能给我一些补偿？”宋凤河说，“我不是公交公司的人，对方没有责任承担我的医疗费；我也没有城镇户口，享受不了低保金。我也打听过哪个部门能管这事，但当时没有这个机构。”

　　2005年，“见义勇为基金会”进入了宋凤河的视野。

　　“我们把舍己救人者纳入专门的救助体系，不能再让他们流血又流泪。”接受本报采访时，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办公室主任帅福贵说。1992年2月，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通过113号议案，宣告这个组织的成立。

　　基金会是由公安部门或政法委综合治理办公室主管的NGO。见义勇为者在规定的期限内，到公安部门“见义勇为办公室”出具证明被认可后，可到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申请奖励和救助。

　　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他们曾召开9次大会，共表彰了1000多名英雄。目前，全国共有28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近千个市、县设有见义勇为事业组织管理机构，从事见义勇为工作的人员近万人。近十年来，各级见义勇为管理组织已募集基金十几亿元。中华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共召开9次表彰大会，1000多人受到表彰，正义被多次宏扬。

　　从基金会及地方政府处，宋凤河共拿到55000元补偿款。2006年，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增设了“爱心账户”，对于家境特别困难的见义勇为者提供每月100至500元的补助，年限为1－5年。“不能一次性奖励就完事，”帅福贵说，“他们更需要长期帮助。”

　　而对牺牲者，各地基金会一般是给予一次性5万－10万元补偿。

　　“但资金短缺是基金会的普遍问题。”福建省见义勇为基金会会长李建生说。尽管被业界公认为“范本”，该基金会仍为资金来源的问题头疼。福建省财政厅每年向基金会拨款50万元。基金会的主要资金一是靠社会捐助，另外是投资“生钱”。

　　另一些英雄难以申请救助，还与“见义勇为”的定义有关。这被更多解读为勇斗歹徒。李建生说，这就导致了在某些地方，救灾英雄不能被纳入补偿范畴。

　　据帅福贵介绍：为纠正偏差，他们曾就立法问题两次向上报告，但均以“时机不成熟”为由被退回。“不是时机的问题，而是资金问题。”李建生认为。该法一旦通过，基金会的资金则完全由财政专项拨款。

　　一系列问题因此发生：2006年，《甘肃法制报》对省内舍己救人者进行回访，半数人境遇凄凉。媒体还报道出一些例子：小学生陆建积为救助儿童，被树枝砸中腰部造成截瘫，医疗费难以报销，家庭负债9万元；25岁的韦兆安斗歹徒负伤后，因不堪治疗费用重负跳楼。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前辈英雄——诸如方玉荣——也很难被纳入这个救助系统。她首先是向民政部门申请抚恤和低保，得到的回复是：按规定，只有因公致残的干部、军人、警察享受抚恤金，而方当年是一名工人。工厂改制让老人变成了“社会流动人员”，按当地规定，“社会流动人员”纳入医保，女性不能超过55岁——64岁的方玉荣失去了申请资格。

　　媒体式救助的是与非

　　但方玉荣的命运再次发生了转折。几乎在一周之内，她享受到了当地最高的“低保”，参加了医保，搬进了新房。此外，她的小儿子也领到了残疾证和低保。

　　“特事特办”源于章海宁记者的报道。据称，一位中央高层批示过问了此事。被媒体改变命运的英雄当然不止方玉荣一人，还有2004年2月15日，从吉林市中百商厦大火中背出11人的胡茂东。女儿乞讨为其治病的悲剧被媒体发现后，其遭遇得到了吉林市委书记矫正中的批示。于是，他的城镇户口、低保、医药费、工作在一周内全部解决。

　　今天，胡茂东并没有接受劳动部门安排的工作———在路口指挥交通，而是开起了一家公司赠送给他的小面包车揽客。

　　“偶然的机缘让他们摆脱了贫困。”曾参与胡、宋二人报道的记者说。

　　李建生则认为，媒体报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一方面是好事，但也会导致救助资源分配不公。这又是相关制度应该继续健全的表现。“我们应该迅速健全制度，让更多英雄得到应有的救助，”他说，“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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