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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在清华教政治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7月27日15:17 大华网-特区青年报

  2006年6月4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室。4位博士生正在进行论文答辩。

  评委之中有一位穿着粉色衬衫的金发老外,他是哲学系外籍教授丹尼尔·贝尔。这一天,4位博士都顺利通过了答辩。“我没有为难他们,但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答辩。”丹尼尔·贝尔说。

  那是1991年,在牛津大学。“整个答辩只有我和两位评审在场,其中一位评审还是我的老乡。我满以为他不会为难我,可是他指出我没采用论文常规格式、而是采用对话体。我没通过答辩。后来半年,我一直在修改我的博士论文,可我坚持用对话体。柏拉图的《理想国》不也是对话体么。

  半年后,他的论文获得通过。他当时并不知道,牛津大学出版社早就看上了他的博士论文,并打算出版。而这篇《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奠定了他在西方的学术地位。“你是不是疯了?”

  当丹尼尔·贝尔最初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聘请讲授政治学时,他的西方同行个个惊诧得目瞪口呆:“你是不是疯了?”当时,这位加拿大籍政治学教授正在香港任教。同行们都清楚,香港不仅学术环境宽松,且收入丰厚。“我当然明白他们的担心,”丹尼尔事后说,“不受干扰的自由讨论,对研究这个行当非常重要。但我更明白,来北京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

  丹尼尔·贝尔并非“中国盲”。早在英国读书时,他便与来自中国的女学生宋冰组成了跨国家庭。夫人特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贝淡宁。这个音译名字的背后,蕴涵着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而哲学,恰恰是丹尼尔·贝尔的兴趣所在。“其实,包括我的中国亲戚,当时也不赞成我来北京。”贝淡宁坦率透露。可相比香港学生,北京学生曾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此前,他多次受邀到北京讲学,北京学生的好奇让他感到“很兴奋”,“而在香港,师生之间更多是维持着一种客气和冷淡”。

  不过,他也承认,清华大学令他神往的另一原因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很多中国的领导人毕业于清华大学”。

  就这样,贝淡宁力排众议,2004年成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特聘访问教授,次年,转为正式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任万俊人谈起贝淡宁,“他和其他中国教授没什么区别”。据万俊人介绍,在全国重点高校哲学系中长时期正式聘请外籍教授,清华是最早的。

  虽然还不能用中文写作专业论文,但贝淡宁已对中国的学术刊物发生了很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中国“学术刊物的自由度让人吃惊。对具体的政策,比如对限制国内人口流动的户口登记制度就有很严厉的批评”。“这会不会是个陷阱呢?”

  刚来中国时,贝淡宁对中国的一

  切事物充满好奇,但又顾虑重重。“作为一个初来乍到者,我不知道边界在哪里。”他说。

  有一天,一个学生邀请他参加清华的一个沙龙,话题是民主。“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呢?我马上和几个信得过的朋友、包括我太太讨论,他们也劝我离这种活动远点。我于是拒绝了。”说到这里,贝淡宁露出释然的笑容,“后来我才知道,这只不过是学生之间正常的学术讨论,是我多虑了。”

  去年,贝淡宁应邀到北京大学讲课。第一次授课结束后,有个学生用英语自我介绍,称自己是中央党校的学生,问是否可以来旁听。贝淡宁在欢迎之余,也留下一脑门子问号。在第二次授课时,他特别留心观察这个学生的面部表情,揣测他来听课的目的。“我问朋友,共产党会派间谍到我的课堂上来吗?这个学生为什么要告诉我他来自中央党校?他有什么特殊目的吗?我的朋友听后哈哈大笑。他告诉我,外校许多学生到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旁听是非常正常的事,纯粹是学术上的兴趣。他笑话我别总是疑神疑鬼。”后来,贝淡宁和那位中央党校的学生混熟了。那位学生亲口告诉他,自己来北大听讲,“只是想听一些外教课程,锻炼锻炼外语而已”。

  战争课上的课堂“战争”

  去年,贝淡宁在清华开设“战争伦理”课程,教材是沃尔泽(MichaelWalzer)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虽然他一直提倡轻松讨论的方式,但辩论开始后,课堂上偶尔还是会弥漫出火药的味道。一旦涉及到当今世界的真实案例,这种碰撞会更加激烈,尤其是涉及到道德评价的时候。

  事实上,每当学生或中国朋友追问贝淡宁一些敏感的话题时,大多时候他会主动回避:“我来中国是研究中国哲学、讲授西方政治哲学的,而非现实中的政治斗争。”“他的课总是从放映PPT(用投影播放课件)开始。他只在讲台上大约讲20分钟,然后就再不上讲台。他会坐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辩论。”学生们评价贝淡宁的课更像一个小型读书会。他经常申请把课放到周六,因为“周六会议室闲着,贝尔老师觉得大家坐在圆桌边,关系更平等,教学效果也更好。我们可以随时发表意见,甚至打断他的话。而在其他中国教授的课上,我们不敢随意打断教授的话”。

  每个学期的课程结束后,贝淡宁都要邀请学生们去他家做客,还欢迎他们带上自己的恋人。“贝老师的家人给我们做中餐,但却是西餐的自助形式,大家端着盘子边吃边聊,气氛很融洽。我们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对他们跨国婚姻的好奇。”一个学生笑着说。

  他正变得越来越“中国”42岁的贝淡宁1985年在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毕业后,在牛津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他的著作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国际一流大学的出版社出版。他的学生刘文嘉介绍:“贝老师的古代汉语水平相当不错,比很多高中生都强。什么使动、意动,他全都知道,还能背诵许多古文名篇。”在过去两年中,她每周拿出两个小时帮助贝淡宁学习古汉语。“去年已经读完了《中庸》,现在正在读《孟子》”。

  连夫人宋冰也承认,贝淡宁这两年正变得越来越“中国”。他和岳母一家住在一起,比很多传统的中国家庭相处得更融洽。有学生夸他长得帅,他不会像西方人那样,轻松耸耸肩,笑着说“Thankyou”,而是害羞地低下头,低声道:“哪里,哪里。”

  最初,当贝淡宁看到学生复印英文教材时会十分震惊。在他看来,这是公然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然而不久他便理解了:中国学生每个月只有大约50美元左右的生活费用,根本买不起原版书,倘若复印,一本书只需要几美元就够了。明白这些后,贝淡宁干脆把自己的书拿出来,借给学生们复印。

  贝淡宁希望看到中国社会更多的变化,所以他计划在北京常住下去。他甚至打算在清华附近开一家安静的小餐馆,“得是那种既能看书、讨论学术,又能和朋友一起享受美食的地方。”贝淡宁津津有味地畅想着,“就像我的博士论文,不是中规中矩的论文格式,而是两个人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吃着酸菜炖猪肉,讨论着社群主义。”(蒋韦华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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