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头上戴着沉重的政治大帽子，从明王朝中枢机关，下放到遐荒贵州龙场驿(今修文县)，发现这儿有一个与险恶的京师政治漩涡中心迥然不同的友善宽松的人文生态环境。
龙场在明朝属于水西土司辖区。这里的彝、苗、仡佬等族人民，没有腐败官场与浮华都市那种趋炎附势的势利眼，对于不为最高当局所容、身处逆境的弱势者，抱着天生的同情心与是非分明的正义感，敞开赤热纯朴的胸襟，表示热诚的欢迎。
那是明正德元年(1507年)，王阳明以兵部主事的京官，上疏弹劾宦官刘瑾迫害忠良，被刘瑾矫旨廷杖四十系狱，监禁月余；贬到贵州任龙场驿丞(正德三年才到达龙场)。驿丞是古代级别极低的管理驿站的小官，干的是接待传递公文者与来往官员途中歇宿、换马的差事。龙场驿是彝族女政治家奢香夫人在洪武十九年开龙场九驿时所设，编制只有驿丞一名，吏一名，马二十三匹，铺陈二十三副。一个长期生活在江浙和京师的文人，罢官来到这个万山丛中，身居蛇虺瘴疠之区，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那小小的驿站，除了二十三副铺位之外，竟无驿丞居住之所。王阳明只好在不远的草棘丛中，搭了一间矮小的茅屋栖身。“草庵不及肩”，“迎风亦萧疏”，这就是当年他生活的自我写照。不久，在驿站东北3里许的龙冈山腰，发现一个大岩洞，便迁居洞中，这就是闻名后世的修文阳明洞。当地苗彝乡民们不忍王阳明居住在阴暗潮湿的石洞里，数月之后，自动砍树伐木，为王阳明构筑了几幢木屋，迎他移住新居。王阳明十分感动，欣然把木屋分别取名为“何陋轩”、“君子亭”、“龙冈书院”。从王阳明留下的许多诗篇中可以看到，他与龙场人水乳交融的欢乐情景：“宴适岂专予，来者得同憩”；“起来步间谣，晚酌檐下设。尽醉即草铺，忘与邻翁别”；“村翁或招饮，洞客偕探幽”。水西地区少数民族的深情厚谊，使王阳明得极大安慰，生活虽苦，而心身却获极大解放。正是：“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古洞闲来日日游，山中宰相胜封侯”。这是多么豁达开放的心境！
龙场乡民欢迎王阳明，水西土司上层也同样欢迎王阳明。这在王阳明给安贵荣宣慰使的三封信中有着非常生动深刻的反映。在第一封《谢安宣慰书》中，第一句就是：“某得罪朝廷而来，惟窜伏阴岩幽谷之中以御魍魉”，“虽夙闻使君(指安贵荣)之高谊，经旬月而不敢见”，不料，“使君不以为过，使廪人餽粟，庖人餽肉，园人代薪水之劳”，一再送米、送肉、送菜。王阳明还是“惧不敢当，辄以礼辞”。安贵荣“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马，礼益隆，情益至”，王阳明“愈有所不敢当矣！”可是送礼的使者“坚不可却”，王阳明只得“敬受米二石，柴炭鸡鹅悉受如来数。其诸金帛鞍马……敢固以辞”都退还给主人。读这封信，让人十分感动。安贵荣以一方土司，远离主流文化中心，却如此尊敬爱戴中原学者。尤其可贵的是，他不像有些人那样，生怕和失势者沾边，避之唯恐不及，却以纯洁高尚的爱心善待王阳明。王阳明也狷介自守，对安贵荣的礼遇再三谦让。双方的人品节操都跃然纸上。在第二、三封信中，王阳明更披肝沥胆为水西土司如何正确处理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出谋献策，帮助安贵荣看清大方向。这说明，水西土司上层不仅从生活上对王阳明无微不至关怀，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也真诚地向这位汉人求教。王阳明谪黔不到三年，京城与边疆、族人与少数民族，学者与土司，竟能很快建立起这样亲密无间、相互信任的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贵州各族人民独特的仁厚宽容的人格力量。
王阳明在龙场还曾发生一件事：当时思州太守以王阳明失势可欺，借口他傲视朝廷地方官府，派差人至龙场凌侮王阳明。不料，当地苗、彝诸乡民见状激起公愤，怒斥公差，把他围困起来，痛打一顿，然后驱逐出境。这事当然引起思州太守震怒，也引起省城当局的关注。那个太守传言王阳明必须谢罪，时任贵州按察副使的王阳明同乡毛科也亲自写信，晓以利害，喻以祸福，劝导王阳明赔礼了事。王阳明因此回了一封大义凛然的《答毛宪副书》，剀切陈辞，指出事故是由“差人至龙场凌侮，以自差人挟势擅威”所致，错误在于差人，不在当地乡民，也不在王阳明自身。而“龙场诸夷与之争斗，此自诸夷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乡民群众是出自义愤，维护公理，事故根源在于差人。至于利害祸福，王阳明写道：“某之居此，盖瘴疠盅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尝动其中者，诚知生死之有使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也。太府苟欲加害，……则亦瘴疠而已尔，盅毒而已尔，魑魅魍魉而已尔，吾岂以是动吾心哉！”他申述自己的祸福观：“君子以忠信为利，礼义为福。苟忠信礼义之不存，虽禄之万钟，爵以侯王之贵，君子犹谓之祸与害；如其忠信礼义之所在，虽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为福也，况于流离窜逐之微乎？”断然拒绝了太守提出无理的谢罪要求。在这件事故中，王阳明与龙场乡民，都是大智大勇者。可见他们之结成深情厚谊，是有其共同的思想基础的。作者：刘学洙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