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长安，海纳百川

　　佛教艺术的变迁，观众犹如走进石窟。陈飞 摄

　　河南省洛阳市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对于研究中西交通路线和中西贸易状况以及中西民俗交流都具有很大意义。陈飞 摄

　　丝绸之路的繁荣

　　驼铃声声千年不绝

　　“丝绸之路”由中国长安远达地中海东岸的古罗马，途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跨越葱岭，过中亚、西亚。虽然有着“丝绸之路”这样美丽的名字，却是世界上最遥远、最艰险的道路之一：穿越高原时的高山反应，跨过峭壁时绳索相引，行走沙漠时以一路的人畜枯骨作为指针……

　　此路自西汉开通，至唐代繁盛，一千多年间，一直是中国联系中亚、南亚、西亚、欧洲和非洲的重要纽带，为沟通东西方的贸易与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即使在战乱频繁的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丝绸之路的驼铃声仍不绝于耳。

　　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往来频繁的是远在地中海沿岸的东罗马帝国，伊朗高原上的波斯萨珊王朝，南亚的印度古国，毗邻的北部草原的突厥汗国。

　　中国境内发现的各种反映古代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实物，有力地表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直在不断地吸收外来先进的文化；在辉煌的中国文明中，融汇了许多外来的文化因素。

　　重点展品

　　宁夏固原发掘的北周时代地方官李贤夫妇的墓葬，出土了不少具有异域风情的金银器，显然是通过“丝绸之路”而来的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金银制品。

　　新疆昭苏县波马古墓出土的“镶嵌红玛瑙虎柄金杯”却是活跃在北方草原的突厥民族创制出来的酒器。这种酒器融入了希腊酒神神话，渗进了拜占庭艺术的风格，创造性地运用了突厥民族的装饰红宝石工艺，使小小金杯成为东西方物质和文化交流的载体。

　　丝路沿途发现的丝织品，足以让我们理解中国丝绸是如何受到西方上层贵族的青睐。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古墓出土的“人头马身武士纹缂毛壁挂”织进了古希腊神话的“马人传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胡王联珠纹锦”表现了往来于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胡驼队情景。

　　最引人注目的是山西太原出土的隋代虞弘墓“汉白玉椁”，向人们娓娓道来的是来自遥远西域的故事。一个出生于西域鱼国的粟特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皇帝任命，管理着侨居中国的西域胡人宗教与生活事务，最后让戛然而止的生命之躯，留在了异国他乡。

　　佛教艺术的变迁

　　佛像渐显“中国貌”

　　西汉晚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不过，在西晋以前，佛一直被看作类似西王母一样的神灵。在三国时期的盘口壶上的纹饰中，佛端坐于仙草、云气之上，仙草、云气间杂饰羽人。它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对佛教的认识。

　　西晋时，中国始有纯粹的佛像。而现存最早的造像却是十六国时代的犍陀罗金铜佛像，即希腊化的佛像。它将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略加改装并点缀佛教的象征物，即成为佛、菩萨或其他神祇。中国早期犍陀罗佛像，便带浓厚的本土特征，其面孔已完全是蒙古人种的特点，四足方座也明显是中国的发明。

　　北魏是中国佛造像的黄金时代。不仅相继开凿了著名的大同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也制作了大量便于携带的小型金铜佛像。这时，早期犍陀罗佛像更趋本土化，着汉服，显中国貌。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南方佛教艺术也被融入北方佛像，中国佛教古典艺术风格正式形成。

　　另外，南北朝时期，纯印度风格的笈多佛教艺术也传入中国。其典型特征是半透明的湿衣效果或全透明的衣纹效果。这种强调肉体的写实性和质感，成为后来唐代佛像的普遍风格。

　　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到了唐代得到了空前的传播，其造像已不再是犍陀罗的翻版，而是具有了强烈的中国情感，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世俗化了的艺术。

　　重点展品

　　龙兴寺遗址出土的贴金彩绘石佛立像，便可明显看出受到了笈多佛教艺术的影响。前者发髻呈圆珠状，施蓝彩，面相丰满圆润，双目微睁，双耳肥大，略带微笑。袈裟从左肩斜披裹身，下着长裙，垂至足踝，其衣纹如出水湿衣。衣褶上有贴金。整尊佛像特色鲜明，显得庄严、静穆和神秘。具有极高的宗教和艺术价值。

　　河北省曲阳县修德寺遗址出土的“白石菩萨立像”自然、生动、优美，体态略呈“S”形，如同一座东方的“断臂维纳斯”，这是盛唐菩萨立像的突出特色，不避忌对人体官能美的刻画形成了鲜明的盛唐风格。

　　大唐盛世

　　胡姬酒肆长安繁华

　　自东汉的衰落，历经四百年的南北民族分裂与融合，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流，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终于重获蓬勃发展的生机。唐朝在隋代统一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富强繁荣的帝国。盛唐是中国人的骄傲，国力的强盛、文化的辉煌与人性的张扬，在那个时代达到了近于空前的高度。

　　隋唐时期的中国，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先进的文明国家，经济的发达，文化的繁荣，使得中国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强大和统一的唐朝，尤其受到外国人的尊重，他们向往着大唐盛世，向往着自信开放的唐朝。

　　唐朝又是一个民族融合、思想开放的朝代。这个时代的妇女追求自由豪放的生活，骑马狩猎、塞外远游，尽享盛世优越。

　　唐朝是一个富强繁荣的王朝，也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时代。唐代文明在继承汉文化和吸取各民族文化精华的同时，更以博大胸怀，兼容并蓄异域文化。那时，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非洲，及日本、新罗等地的商人、使者、僧侣、学者，前来大唐通商、进贡或学习的人士络绎不绝。世界各地的人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唐都长安城，融入汉人生活，大量的西域物品乃至宗教、文化便也都随着丝绸之路传到长安。开放的唐初社会，胡服、胡乐、胡舞等所有的新鲜事物都成了皇室贵族时髦的追求，“胡风盛行”一度成为了时尚，触及到了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使我们重温了那个“胡乐飘飘”的辉煌年代，“歌舞狩猎纹八瓣银带柄杯”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盛唐风情画卷，而且展现出了异国情调独有的浪漫情怀。

　　唐代文明融会南北，贯通中西，把中国推向中世纪世界文明之巅峰，她是中国人永远的自豪与荣耀。

　　重点展品：

　　当时的首都长安（今西安市），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云集了世界各色人种，其中还有来自万里之外的非洲黑人。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出土的“黑人陶俑”，体态剽悍、深目高鼻、须发卷曲，他们即是当时生活在长安的黑人代表。

　　唐装袒胸露臂，大胆张扬女性柔美的特质，并善于吸取西域服饰文化之精华，成就了民族服装创新式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彩绘泥塑骑马女俑”装扮，即是集中原装束与西域帽于一身。

　　唐女皇武则天之子章怀太子墓壁画《提罐仕女图》、武则天之孙惠庄太子墓壁画《文官进谒图》所画人物无论是官员还是深宫侍女，都神态昂扬自若，折射出盛唐国力超强、人民富足安康的气象。

　　河南省洛阳市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和“萨珊银币”，对于研究中西交通路线和中西贸易状况以及中西民俗交流都具有很大意义。这些历史残存的痕迹，都是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