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公权何以成了还“人情债”的筹码？

　　甘肃省甘谷县今年在县长杨永晖离任前突击进行了115人的人事调动：10天之内使县里一批领导干部和退休干部的亲属吃上了“财政饭”。该县主要领导确定的调动人员的范围是：离退休老干部子女、县级干部家属子女、对甘谷县工作给予支持的有关人员嘱咐的调动、县教育系统借调人员和其他方面提出的调动。杨永晖等当事人解释说，在基层干工作，各方面的情况都要理顺，否则工作难以顺利开展。“要不是为了人情面子，我也不会在离任前进行人事调动。”(详见今日本报A27版)

　　如果看到调动人员的名单中有甘谷县政协主席的妹妹，有政协副主席的妻子，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妻子，有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儿媳，等等等等，那么对当地公众所表现出的愤激情绪，想必就很好理解了。

　　突击搞人事调动是为了人情面子以及各方面的关系都要理顺的解释，固然是中国的国情，但为了人情面子却罔顾法规程序，理顺关系却要以出卖公权、牺牲公平为代价，这又是怎样的不堪！随之出现的，必然是代际传递效益以及马太效应之类。

　　公权是公，人情是私，两者本不应纠缠在一处。但不幸的是，在我们这里，公私不分却实在是“多乎哉太多也”。何以至此呢？费孝通先生分析道，“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于是，某些领导站在由互惠的权力拥有者所组成的圈子里，“当他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

　　而拿林语堂先生的话说，则是“中国社会就像是山上的榕树林，经过一个调整过程……有一些树所处的位置较其他为好，他们就相互维护并保持住自己的位置”，而“普通人民就是土地，供给这些大树以营养，使他们成长”。难道不是吗？所谓的理顺关系，不就是保持住自己的位置吗？干部亲属转而吃“财政饭”，不是靠纳税人供养吗？

　　更需要看到的是，这种用公权还“人情债”的人事调动，是因为集中进行、过于招摇才被发现的。而事实上，那些暗地里进行的违规调动绝不在少数，只不过没有上升为事件被披露而已。在某些地方，往公职部门安排个人只不过是领导的一句话，所谓的公务员“逢进必考”也只是理论上的。如果只对轰轰烈烈搞突击人事调动的责任者进行处罚，而对于那些暗地里随意安插人手的领导却无可奈何，那么只能说明制度是不健全的，是无以产生普遍性约束的。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机构不是具有强烈独立倾向的集体，而是由一个一个的经济人组成的。经济人假设则认为人都是理性行为者，其行为的目的是谋求最大的私利，这一假设包括“权衡一系列选择值时，常常取决于个人意志”、“按照自己意愿排列众多选择值顺序”等含义。所以，要克服这样的弊端，就必须完善决策过程，加强对决策者的监督，加大约束力度。

　　就甘谷县的突击人事调动而言，确定调动范围的仅有县委书记和县长两个人，提出调动名单的也只有四个人，这显然不是民主的决策，而很有“一言堂”的意味。法规程序为何总是被突破，民主为何常常被虚置，无疑都是需要反思的。

　　而从更深的层次来看，这就是“少数人选人和从少数人里选”机制弊端的体现了。在这样的机制下，官员们的命运通常掌握在上级的手中，而不是由广大公众所决定，于是其就往往只对上级负责，对于上级随意往本部门安排人的吩咐，部门领导只能唯命是从。

　　人情面子何时才能不被置于公权与法律之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