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官员出国培训热 求善治也应“善治”

　　古往今来，世界上一切优秀的制度和文化，总是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奔涌来朝。这样的历史何其相似：100年前的1905年12月至1906年7月，五位清政府大臣先后赴美、德、奥、俄、意等14个欧美国家考察宪政，“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预备立宪；100年后，五位四川官员赴美“顶岗培训”。不同的是，前者派出的是中央大员，目的在寻求“制度之道”；后者派出的是地方官员，主要着眼于较为中微观的“治理之技”。

　　自2003年以来，官员出国培训热在中国持续升温。而公众对其中高成本低收益之处的非议，也始终未歇。今年6月上旬，一则新闻再次将“官员出国”的质疑和指责推向风口浪尖，据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称，在未来3年，中国将派出3万名农业官员到韩国考察学习。按照该机构的打算，在今年为来自中国的约1万名公务员，安排“培训7天、观光3天”的研修计划，精明的韩国人还特别推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旅游商品”。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则在今年北京市人代会上讥讽说：“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就对我们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

　　在体制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的大背景下，简单停留于“小技”的模仿而不致力于“大道”的改进，取回的经难免南橘北枳；即使情形再好些，亦时时陷入“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的矛盾与困境。如果是这样，则热闹的官员考察运动难免成为官员福利和文凭镀金的代名词。如果官员选拔机制是一个好筛子，自然会筛选出最能为公民服务、最有先进理念和操作技能的人担任相应的政府工作。反之亦然。

　　不可否认，有的学习，之所以强调身临其境和“环境熏陶”的重要，就在于这种感同身受的认知和体验，将有可能成为挑战传统世俗社会，包括一切制度和文化、习俗陋习与陈规的最稳定、最持久力量。如这次参与“顶岗培训”的官员刘欣，据说现在就很警惕公共管理中的随意性。在他看来，国内的制度设计，给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随意性空间太大，而依据法律的制度性控制太弱。“党和政府提倡为老百姓办实事，这个出发点本来是好的。但如果缺乏决策分析，太随意，这件事也办，那件事也办，就成了被现代政府管理理念所诟病的‘总喜欢control(控制)社会各个方面’的大政府。”同时，即使从“善治”层面上，从技术管理层面学习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亦大有可观之处，大有可能帮助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因此，让官员出国培训无可厚非，但前提有三：一、对出国考察培训的政府花销，必须有明确的法律约束；即使是企业赞助和对方支出，也应该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否则，难免出现花纳税人的钱、办自己的事的大手大脚和财政失控现象。二、应该进行严格的过程控制，对官员出国培训的过程进行全面公开，做到公平、公正。什么样的官员出国，怎么学、学什么、行程如何、花多少钱都要对公众有个交代。必须因事设人而非因人设事。应该交给人代会讨论，并纳入财政预算，公开接受普通公民的监督。三、即使学“技”，也应有轻重缓急之分。比如困扰我们多年的教育、医疗、住房制度改革问题；长期拖中国后腿的中国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房屋产权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征地拆迁问题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而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无论是公共财政、约束和监督官员，还是突出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都是政府“善治”的、基本的必要组成部分。

　　官员出国考察和学习，是一个努力寻求善治的过程，也必须符合善治理念和程序，否则，没有“程序正义”支撑的“目的正义”，可能目的未达到，公帑却耗散不少，政府公信力反而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