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的建立(2)

　　当我们查看与会者的名单时［22］，我们有些震惊地发现，即使这个人们坚信不疑的共产党员的核心中仍然包括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名字，后来证实他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动机与其说接近陈独秀那些人，不如说更接近戴季陶那些人。

　　此外，我们有一份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的报告，如果它是可靠的，它将表明这个共产主义的坚强核心仍然是十分表面的。这个报告指出“代表大会上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由此看来，这些年轻人中许多人信奉共产主义仍然是非常暂时的和表面的事情。他们仍然是五四时期的年轻人，试验各种学说但没有笃信一个。他们以先前接受基尔特社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或博爱理论的同样的态度接受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加拉罕提议以及由十月革命而在世界范围内激起的救世主的希望，只是营造了一种有利于接受共产主义学说的情感氛围。只有通过艰苦实践，他们才会明白在思想和行动上全部信奉的含义以及铁的纪律的含义。

　　颇为重要的是，从后来事件来看，毛泽东可能是这些早期党员中少数几个凭借经验意识到列宁主义是一种组织方法，而不单纯是另一种学说的人中的一个。虽然他与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接触使他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是他在湖南组织活动的经验使他认识到“只有在群众行动中产生的群众的政治力量才能实现革命性变革”。当然，这个见解是列宁主义方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单纯为实现革命性变革―――而是为获得权力。

　　然而，尽管党的建立者们的思想各式各样，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仍然标志着他们在知识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在俄国顾问帮助下，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他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当时开始明确为一个政治实体。据波多野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党的组织问题，成立了党的机构以及由陈独秀任书记的中央委员会。［24］然而，党自己制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劳工同盟。虽然我们发现在有关建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必要性上有些含糊，但不容置疑的是，陈独秀把组织劳工看作党的最重要的任务。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因为工人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工具，所以其他所有的都是次要的。

　　邓中夏在《中国工人运动简史》一书中指出，在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党成立了一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目的是组合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出现的所有分散的、松散的劳动团体。［25］

　　1922年的事件表明，在建立了行动纲领和“到群众中去”的路线之后，陈独秀这位昔日的大学教授和他的学生追随者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党的这个任务中。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铁路工人工会中的迅速扩大，由年轻的天才组织者李立三在汉冶萍铸造厂组织的共产党员领导的工会，以及“劳动组合书记部”在5月于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赢得的领导地位，一定完全出乎意料地保持了陈独秀的希望。

　　当然，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组织中国产业工人的时机已经成熟。事实也确实如此，正如后来事件所证明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以及稍后建立的全国总工会都没有他们壮大的外表所显示的那样紧紧抓住中国工人。邓中夏抱怨，党对工人的直接影响甚微，由于工人还没有准备好加入共产党，党在吸收工人党员上努力甚小。由此看来，“书记部”是附加在工人身上的一个工具―――一个只要它能为工人赢得好处，就会受到欢迎的工具，只是一个与工人没有多少密切联系的工具。［26］

　　然而，在1922年，所有的迹象都显示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巨大的工人运动高潮。陈独秀可以自由地沉浸在他的社会主义提前实现的美丽梦想中，如果任他自行其是，那么陈独秀将继续尽他作为一名党员的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唯一的使命，是完全可能的。

　　［1］《对于时局之我观》，载《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

　　［2］《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载《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

　　［3］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见《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

　　［4］同上。

　　［5］陈独秀：《国庆纪念的价值》，见《新青年》，第八卷，第三期。

　　［6］陈独秀：《对于时局之我观》，见《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

　　［7］Lenin，W.“DemokratieundNarodniktuminChina，”AusgewahlteWerke（Berlin，1937），Ⅳ，321.

　　［8］列宁：《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见《列宁全集》，2版，第39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同上书，233页。

　　［10］《列宁选集》，2版，第4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方路：《清算陈独秀》，引自《陈独秀评论》（1933年北京），66页。

　　［12］《社会的工业之与良心的学者》，载《新青年》，第八卷，第三期。

　　［13］方路：《清算陈独秀》，引自《陈独秀评论》（北京1933），66页。

　　［14］HatanoKanichi，SaikinShinaNenkan（NewChinaYearbook）（Tokyo1935），p.1598.

　　［15］《致陈竞存论革命的信》，《建设》，第二卷，第一期。

　　［16］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建设》，第一卷，第二期。

　　［17］HatanoKanichi，SaikinShinaNenkan（NewChinaYearbook）（Tokyo，1935），p.1598.

　　［18］《谈政治》，载《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

　　［19］陈独秀：《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1921年5月1日），见《独秀文存》，611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20］斯诺：《红星照耀中国》，155页。

　　［21］HatanoKanichi，AjiaMondaiKoza（LecturesonProblemsofAsia）（Tokyo，1935），Ⅱ，pp.23-24.

　　［22］HatanoKanichi，AjiaMondaiKoza（LecturesonProblemsofAsia）（Tokyo，1935），Ⅱ，p.24.波多野列举了陈公博、包惠僧、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董必武、陈谭秋、毛泽东、何叔衡、周佛海、汪精卫和邓恩铭的名字。几乎同一时间，周恩来、蔡和森和李立三在法国成立了党小组。

　　［23］《中国共产党简史》，626页。

　　［24］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393～394页。

　　［25］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页，延安，1943。

　　［26］同上书，46页。

　　（摘自《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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