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母堂事件”凸现教育官本位

　　上海一家私人经营的教育机构——“孟母堂”因为未获得办学许可，而被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勒令关闭。学校的负责人和学生家长以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方式，起诉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学生家长的理由是，孟母堂不属于教育机构，而只是家庭自主学习。孟母堂的所有开支属于家庭开支，不需要物价部门审核。

　　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

　　在传统的身份社会，整个社会的资源控制在政府手中，政府既有权利同时也有义务实施宪法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但是，在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化的过程中，社会资源的配置主体逐渐多元化。政府可以投资兴办教育，民间非政府组织可以投资兴办教育，商业机构同样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兴办营利性的教育机构。国家立法机关应当针对社会资源配置变化情况，妥善处理不同组织之间教育资源配置的关系，通过竞争逐渐实现教育的良性发展。可令人遗憾的是，立法机关在强调政府义务的同时，却忽视了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忽视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可能出现的社会办学现象。有些地区的政府部门甚至为了确保政府教育机构的学生来源，禁止民间投资兴办中小学校。

　　正像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兴办教育机构应当办理审批手续。但由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本身掌管着政府投资的教育经费，所以在审批民间教育机构的时候，教育主管部门总是从减少竞争、鼓励垄断着手，千方百计地限制民间教育机构发展。事实上，无论是北京的民工子弟学校，还是上海的孟母堂，在学生来源相对减少的情况下，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总是优先考虑政府投资兴办的教育机构，其种种作为往往导致民间投资兴办的教育机构关门倒闭。

　　如果不彻底纠正教育领域中的官本位作风，通过民主的方式决定社区教育资源的配置；如果赋予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的权力，同时又赋予它们直接配置教育资源的权利。那么，类似现象还会不断发生。

　　正确的做法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根据当地教育资源分布情况，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决定教育机构的数量。笔者的建议是，教育资源的配置属于各级人大审批的事项，而教育主管部门则负责督导、协调、教师的培训、信息交流等业务。决不允许教育主管部门“一手托两家”，既享有审批的权利，同时又享有资源配置的权利。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