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人掌握着杀手锏？

　　□李波

　　■从已经过去的事情你想到了什么，如果一切回到从前你会不会有所改变？

　　■两个故事的主人公反思过去，再看将来。

　　我该如何来面对吉沙的结局呢？结局定格在大部分吉沙村民在开发公司的开发合同上签字的那一刻，他们被充满惊慌、挫败、困惑、反复无常和无助感的村民会议拖得身心俱疲。结局还定格在吉沙村民没有能力经营集体招待所的困惑和尴尬中。但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在信心百倍、憧憬未来的3年前并不是这样想的。

　　如果我能重新来过，会先去把藏语学好，我很后悔没有尽快制订一个旅游致富计划，村民对怎样挣钱更感兴趣——当然，我不是不想让村民挣钱，只是觉得有节制开发才能保证一直把钱挣下去。我们在多方资源冲突的纠葛中，轻视了旅游活动可以带给村民短期经济利益的现实考虑，而身不由己地深陷于资源冲突和环境公平的泥潭里。

　　开发公司在吉沙村生态政治中演绎的逻辑显得过于简单：质疑公司开发就是反对经济发展，强调高原湿地保护就是回避当地的贫困问题。遗憾的是，我和我的同事没有能够在地方政府体系中，寻找足够的机会做足够的解释，推广我们和吉沙社区的合作计划。同时寻求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商和融资方式，在政府、商业和非盈利的社会团体之间建立互助的伙伴关系，共同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三赢局面。

　　面对吉沙的现状需要一些勇气和理性的分析。最困难的问题不是村民集体自治能力的低下，而是外界对农村集体自治能力的信任透支，从而把私有商业行为的效率，高置于村民的集体行为和集体行为的目的之上。农村的集体行为能力之所以低下，是因为公平竞争的条件不具备，因为信息不公开、不对等。因为外界经济人掌握着使村民道德和社会资本分化和破产的杀手锏———让村民内讧，让村民相互猜忌，并坐等渔利。

　　的确，外界人掌握着杀手锏，但没有当地人真心支持和公平收益、甚至自发监督的资源管理或开发活动就很难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的三赢因素。在我看来，我们的普法和法律顾问的介入，对吉沙村民的影响是很大的。至少我教会了当地人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即使他们斗争的对象是我自己。我始终坚定地认为：没有草根群体自我保护的觉醒，谈判和集体行动能力的上升，期待开发商都有很高的觉悟和有心社会责任的行动也是不太现实的。我相信，吉沙和千湖山在法律和政策环境下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