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专题策划

　　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并且影响深远的问题，它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强大与繁荣。它决定了我们的子女的健康成长、人生幸福，也决定了我们国家在当今这样一个飞速变化与激烈竞争时代的生存、发展能力和创造、争胜能力。

　　所以，不但学生、家长、老师需要关注教育，整个中国社会都应该关注教育。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中国是否能成为真正的科技强国，还要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教育领域赶上西方。

　　近日，人民日报著名记者凌志军的新著《成长比成功更重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新探讨了中国的教育问题，并由此引发了公众的新一轮关注。

　　——编者

　　凌志军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迄今为止出版的8本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著作还以英文、日文、韩文和繁体中文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1998年，《交锋》(与马立诚合著)

　　2000年，《追随智慧》

　　2003年，《变化》、《成长》

　　2005年，《联想风云》

　　2003年所著的《成长》，即《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的第一版，在众多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中引发了极大共鸣，改变了许多人对教育的看法和他们的命运。

　　李开复

　　(GOOGLE公司全球副总裁)

　　曾任微软公司副总裁、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首任院长。他在计算机语音识别领域的开拓性贡献，被美国《商业周刊》授予“最重要科学创新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获计算机博士学位。在校期间开发了“奥赛罗”人机对弈系统、1988年击败人类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名噪一时。

　　李开复对中国教育异常关心，曾就教育问题给当时的副总理李岚清写信，并给中国大学生写过一系列的公开信。他还曾用大量时间自费到大学去做讲座，和广大学生交流，希望能够改变人们对教育的看法。

　　你不需要成为“最好的”，只要成为“最好的你自己”

　　中国人总在讨论怎样让孩子成功，其实我们的成功标准本来就有问题。

　　中国人总在讨论怎样让孩子成功，其实还有更大的问题，我们的成功标准本来就有问题。过去我们并不认为这有问题。现在大家之所以感到苦恼，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开放了。世界的潮流在向前走。东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本来是不一样的，你很难说这个一定好那个一定不好，但现在全球化的浪潮就让这两种文化碰撞起来了，中国人出去了，外国人进来了，你怎么迎接这种碰撞呢？

　　按理说中国已经变得很多元化了。经济上非常多元化，文化上也非常多元化，甚至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多样化了，社会观点也有很多变化。但是教育体系并没有跟上这个变化，教育的标准还是一元化的，就像大家说的，千军万马从四面八方涌过来，争过一座独木桥。争着做同一件事情，不管他自己是不是喜欢。

　　总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想想挺可悲的。比如一个女孩子长到5、6岁，母亲就一定要让她学钢琴，因为一个女孩子到了那个年龄，要是不会弹钢琴，人家都会看不起你，所以非学不可。这就成了，不是自己想怎么做，而是别人怎么看我。还是应了鲁迅说的那句话，大家都争着往一个方向去，很少有人去做一件和大家不一样的事情。

　　大家都说，美国小孩不像中国小孩那么努力，不像中国小孩那么能吃苦，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他们是在体现一种多元化，让每个小孩最好地表现他自己，最大限度发展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兴趣，实现他自己的目标，而不是让每个小孩都来达到同一个标准。比如很多美国小孩的数理化很差，那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喜欢数理化，他喜欢别的东西。

　　其实所谓“优秀”，不是说你一定要得到“第一”、“第二”，而是你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你的潜力。

　　排名次的文化

　　学生的成绩是否要排坐次，排名次会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还是会打击学生的自尊心？

　　“我是中国教育制度中饱受摧残的一代，‘填鸭式’的教育、一级一级地考上来。”韩这样说。韩现在是微软公司的部门主管。也是一个中国人，他出生在北京。他说他经过了一个“没有快乐的童年”:从清华附小，到清华附中，然后是清华大学。这样一个学生，一定对“分，分，学生的命根”这句话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懂得那是他获得社会认可的唯一标准。可是，他后来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遇到的一件事情，彻底颠覆了他的这个观念。

　　那一天，学校里的一群学生发动了一场投票运动:决定是否需要向招聘者提供毕业生的成绩。结果超过三分之二的学生反对公布自己的分数。老师们为此不满，在他们眼里，这学校一直是美国最好的商学院之一，过去几十年里，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他们一直为学生的优秀而自豪，也乐意向招聘者公开学生的成绩。尽管如此，校方还是不能不尊重学生的决定，对外宣布:今后学校将有义务为学生的成绩保密，招聘者也不得过问学生的分数和名次。

　　更让他惊讶的是，他毕业之后几次应聘，人家果然不问成绩，而且这个制度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就业。这时候他才发现，分数在一个学生未来的道路上，真的不能决定什么。这同韩在中国积累的那些教育经验，真有天壤之别。

　　高考前的三个月里，“排队的文化”放射出最耀眼的光彩，你不仅要知道你在班里是第几名，以及在学校里是第几名，还要能够计算出，你在你居住的城市是第几名，甚至在全省是第几名。然后所有的父母都带领他们的孩子酝酿“志愿”。志愿表上有十五栏是空着的，所以在理论上你可以填写十五所大学和专业。这时候，“名次”让人兴奋也让人悲伤，而且无论多好都不能让人心安。如果那“名次”能够上一所普通大学，父母会想:为什么不是重点大学呢？如果能上一所“重点大学”，父母会想，为什么不是清华北大呢？如果能上清华、北大，家长会想，还有那几个最热门的专业呢，还有哈佛麻省呢！

　　微软成员、20年前在美国读高中的张益肇说:

　　我们这些华人的家庭，都希望孩子读好书。可是美国的学校里几乎不存在“排名”的概念，美国父母也没有“名次”的感觉。这种信息根本就不存在。美国学校一般会把学生的成绩做成一个曲线图，比如100分的有几个人、90分以上的有几个、80分以上的有几个。你看到这个曲线，就会知道自己大概的位置在哪里。每个人的分数只给个人，别人是不知道的，学校把成绩单给家长，不过家长也不知道你的位置。父母只是看到A，B，C这样的成绩。如果你都是A，那肯定是不错的，但如果你都是B，也不一定不好，因为你不知道这是在什么位置。

　　又过了30年，李开复的女儿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入学之后有一次考试，考完之后分成三个班，起的名字叫“黄班”、“蓝班”、“绿班”，不分先后，至于哪个班好哪个班差，无论孩子还是孩子的父母，都不在乎。每次去见女儿的老师，他总是要问:“她是第几名啊？”老师就是不肯说。没有办法，只好打道回府，去问女儿，可是女儿也不知道。

　　李开复的女儿在一所私立小学读书。学校设在山上，被郁郁葱葱的红杉环抱着，规模很小，只有大约100个学生和9个老师。副校长名叫多维特，是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女人。“我们每学期都有一次考试，每个星期还有测验，但我们不公布成绩，也不分名次。”她坚决地说，“美国人不喜欢把孩子分成好的坏的。这会伤害孩子，影响孩子的成长。好还是不好，都是个人的事情，与别人无关。这是美国的文化。”

　　慈父严母、少年离家的意义

　　大多数孩子进入少年时期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反抗父母的阶段，这是他们要求“自主”的时期。

　　“微软小子”的家庭有个惊人一致的基础:慈父和严母。他们在回忆自己的父母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几乎完全一样。

　　李开复说:“父亲基本不管我，而母亲管我就很严厉，母亲对我是非常标准的中国式的教育，背书要背得一个字都不错，考试不好要打我的，打得很重。”

　　至于张亚勤，他的记忆中完全没有父亲，只有母亲，还有母亲的母亲——他的外婆。

　　的确有证据证明，很多重要人物在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都认定母亲对自己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父亲。比尔·盖茨是其中的一个，微软亚洲研究院里这些最杰出的华人青年，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和沈向洋，也是一样。还有那些后起之秀，周明、童欣、初敏、张波、刘策，都说过几乎完全相同的一句话:“我受母亲的影响更大。”

　　此外还有一个惊人的一致:“微软小子”都是在年龄很小的时候离开了家。李开复11岁，张亚勤12岁，沈向洋11岁。

　　这个年龄是一个孩子从童年向少年的转折点，每个人都是在这种年龄开始产生自主意识。“E学生”之所以叫做“自主型”，正是因为人本身具有的自主意识能够健康地成长起来。

　　把“少小离家”与“慈父严母”加以对照，可以发现这里所谓“严母”，只是对孩子的童年时期来说的。一旦孩子年龄稍大，她们都无一例外地终止“严母”的形象，要么允许孩子离开自己远走高飞，要么改变严厉管教的方式，变得宽松甚至放任。

　　父母与孩子的亲密关系，有可能使孩子得到鼓励、爱护、关注、温暖，也可能让孩子感到压力、打击，甚至产生厌烦和隔膜。即使是同样一种东西，在不同的时候也会在孩子心里引起完全不同的反应。

　　但是这里面仍然有一些一般性的规律可以遵循。父母的呵护和管教，通常都会对童年时代的孩子产生强烈影响，也会在孩子心里留下美好的记忆。但是大多数孩子进入少年时期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反抗父母的阶段，这是他们要求“自主”的时期，也是我们经常说的“逆反心理”。这时候父母施加在孩子身上的关心、爱护和严格管教，总是适得其反。

　　困惑1:

　　中国的大学生比不过印度的大学生吗？

　　《金融时报》2005年10月7日的社论，标题是“中国最脆弱的环节:为了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大学需要很大的改进”其社论的核心是强调中国的大学质量太差，特别是受儒家文化中死记硬背的教育传统的影响，不鼓励学生的创造性，过分强调对老师不加置疑的尊重。结果，除了顶尖的一层稀少的精英外，中层的人才奇缺。英语程度不佳和实用技能的缺乏，成为中国学生争不过印度学生的主要原因。中国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虽然在三百万以上，但是能够胜任外企工作的只有十分之一，而印度四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可以胜任。

　　英语不好并不是关键。最近《华尔街日报》报导说，许多外国企业，到中国来不喜欢雇英语流利的海龟，而更喜欢懂得中国市场的本土人才。

　　困惑2:

　　香港的大学会把北大清华比下去吗？

　　香港的大学将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占据一流的位置，把北大清华从“最高学府”的地位上挤掉，北大清华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领导地位将被香港的大学所取代。6月30日，香港的几所大学向大陆三千名学生发出了面试通知书，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媒体为之震动。大陆精英考生，显然把香港的大学放在优先选择的地位。英语教学，国际化的就业前景，优厚的奖学金，特别是独立自主的教学体制与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是香港大学优胜于内地大学的有力武器。

　　与此同时，香港立法会也在讨论让香港成为区域高等教育中心的方案，明确提出香港的大学可以培养未来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香港的大学取代北大清华而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领头羊的势头，已经很难阻挡。

　　专访

　　我更喜欢记者的身份

　　对话凌志军

　　问:您为什么要写《成长比成功更重要》这本书？

　　凌志军:我认为中国的教育问题很大。它包含着一个家庭的绝大部分的酸甜苦辣，常常成为父母们最头疼的事情，也是孩子们最不开心的事情。我不是要给他们开药方，而是试图让大家用一些新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让我们头疼不已的问题。

　　问: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在哪里？您认为孩子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凌志军:成长和成功有着密切关联，但不是一回事。就像李开复在他为本书写的序言中说的，“成功是你的目标，成长是你到达目标的道路”。如果你的道路出了问题，你永远无法达到你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说，成长比成功更重要。至于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的东西，我想我在书里已经说了我的看法，而且我从那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人的故事中找到了证明。你要问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认为是孩子的兴趣。兴趣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兴趣是把一个普通孩子变得不再普通的最重要的推动力。

　　问:您是一名畅销书作家，又是一名记者，您更喜欢哪种身份？哪个身份更成功？

　　凌志军:我更喜欢人家把我当成记者。我从记者这个行当中感受到无穷的乐趣，也从读者那里感受到激励。当然，要想做一个诚实、正直的记者是很难的一件事。我一直都在努力。我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这不仅仅由于有很多人愿意看我写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从来不说假话，只说真话。而且我也渐渐体会到，我们这个社会里说真话的空间，其实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大一些。

　　问:您成长路上什么事或者什么人影响你最多？

　　凌志军:很难说。我们这一代人大都是不能按照自己的选择来做事情的。30年前，我很被动地走上了这条路，但是现在我非常喜欢我的这一段经历。我想一个人要想做一些事情，第一是要有个信念，其次是激情，然后是能吃苦。聪明人用聪明功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聪明人用笨功夫。很幸运的是，我周围的很多普通人，亲人，朋友和同事，都给了我很好的影响。我的另外一个力量源泉是读者。他们给了我很多很多，让我有勇气，有热情、有毅力去完成很多很艰难的写作。

　　问:您做过工人、农民，当过兵，没读过大学，怎么走上新闻道路的？又怎样写起了书？您的成长故事中最精彩和最暗淡的是哪部分？

　　凌志军: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能走到今天，我总觉得太不容易太幸运了。黑暗的时代是在我从少年到青年的一段时间里，但那不仅仅是属于我一个人的，那是属于好几代人的。从那以后，我总是在我的经历中感受到阳光的一面，尽管这个社会黑暗丑陋的东西很多，我周围也有不少，有一段时间我为此郁闷，愤世嫉俗，但后来逐渐学着用一种更广阔的眼光去看这些东西。学习在黑暗中生存，面对黑暗，战胜黑暗，这些都构成了我的经历中的精彩篇章，就好像从阳光之中吸取力量一样。至于我怎么走上新闻道路，我在我的一本书《变化》的前言中有过叙述。

　　问:一个熟悉微软的朋友认为，《追随智慧》中的微软小子们被您描述得过于神话，实际上他们都是普通人，您同意么？《成长比成功更重要》中的故事主人公们是哪种？

　　凌志军:对，他们和我们一样是普通人，只不过做出了一些不普通的事情。我在写了《追随智慧》这本书后又接着写了《成长比成功更重要》，就是想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一群普通人能够变得和我们不一样了。

　　问:您写的《追随智慧》和《联想风云》，两本书都是写到IT界的名企，而在《成长比成功更重要》一书中也写到许多IT界成功的人物，为什么对IT界情有独钟？

　　凌志军: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这个领域很年轻，变化很快，集中了我们国家最优秀的一群青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很愉快。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甚至觉得自己的眼前也出现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问:和马立诚合作的《交锋》当初面对的压力很大，之后您似乎政论书写得少了，是《交锋》对你的影响？

　　凌志军:实际上，在《交锋》之后我写的政论题材的书并不少，比如《呼喊》、《沉浮》、《变化》都是这一类。至于压力，当时的确有一些，但也不像外界传得那么厉害。有些事在当时看好像挺不得了的，但过了这么多年再来看，就什么也不是了。这也证明我们国家即使是在那些最不容易发生变化的领域里，也在变化。

　　问:这么多畅销书中，您最喜欢的是哪本，为什么呢？

　　凌志军:从读者的角度上来说，也许《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的读者群更广一些，因为它涉及的话题能够在更多的人中引起共鸣。从我个人来说，我喜欢我写的每一本书，因为每一本书都是呕心沥血之作。我不会在我的书里掺一滴水，不会投机取巧，因为那样做就对不起我的读者。我每天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当读者花钱买了你的书、花时间读了你的书之后，人家会感到后悔吗？”

　　特约记者/秦樱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