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凤庚
7月25日，在郑州市新华一厂家属院，一名叫郭宝尚的男子持刀致人一死一伤后自残，被送到医院后危在旦夕。郭宝尚住院后，救治需要医药费，但嫌犯亲属说家庭贫困，出不起；送他去医院的民警称公安部门没这项开支，拒绝出；医院上报民政部门，民政部门认为嫌犯不在救助之列，也不出。为了挽救杀人嫌犯的生命，河南商报记者白润岱为其送去2000元医疗费。此举见报后，却引发各方争议。（8月2日《沈阳晚报》）
“各方”的“争议”其实只有两点：一是救助杀人嫌犯有无必要？二是记者捐助是否作秀？如果被救助者是个无罪之身，恐怕无人争议。对市民“疾恶如仇”的心理，我无可厚非；做好事的白记者被说成“作秀”，我们也可以原谅。但看到一个国家的公安、医院、民政等部门对杀人嫌犯生命权的漠视和互相推诿，最后由一个记者出钱救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黑色幽默”？
我们常常说，小偷也是人。那是因为小偷之罪尚不至死。一个自残的杀人嫌犯就不同了，他很有可能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低还自己的罪恶。但在司法判决之前，他的生命权、健康权，仍然是受法律保护的。无论是自残，还是患病，我们的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去救治他。但究竟由政府的哪个部门出钱救治？却找不到具体法规条文，这不能不说是法治社会的缺失。
假如记者不捐助，杀人嫌犯郭尚宝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在医院，这个案子就无法判决了。但这样的事情以后还有可能发生。靠个人的捐助永远弥补不了制度的漏洞。让杀人嫌犯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也能按步就班配合公安、司法部门的侦破和审判，而不致于死于“中途”；让那些已经判刑入狱，服刑期间身患重病而家庭无力医治的人犯，也能得到及时治疗，这是急需法律界研究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