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法学家从政”的喜与忧

　　■傅达林

　　经过半年多的考察和筛选，7月底，三名法学家何家弘、宋英辉、赵旭东分别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命为副厅级官员。据说这在最高检历史上还是第一次。（8月7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国家机关各级官员的法律素质与现代社会治理的法治需求矛盾日益突出，执政官员缺乏法治理念已经成为掣肘法治社会发展的一大因素；与此同时，社会上蓬勃兴起的法学家群体日渐成熟，推出了大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却很少有将其法治理念付诸实施的机会。一面是知识资源匮乏，一面是知识资源过剩，如何将法律这种知识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法学家从政恰好提供了一个渠道，能实现知识资源与实践需求的对接。

　　一方面，法学家有着专业的法学背景和深厚的理论素养，无论是任职人大、司法机关还是政府部门，都能以其天然的知识储备优势和思维模式优势，推动执政法治化水平。另一方面，为其教学研究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平台，从而促进法律学科教学与科研的长足发展。

　　其实，就法学家从政而言，何家弘等三位教授并非“第一个吃螃蟹的”。前两年，随着夏勇、孙潮、信春鹰等著名法学家高调步入政坛，法学家从政现象就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甚至有媒体将其形容为政治系统“一股初露端倪的新力量”。法治，很大程度上乃“法律人之治”。除了参与立法，更多的法学家走上政坛，无疑有助于在执政领域兴起更浓厚的法治氛围，养成良好的法治传统。

　　但是，对于这种强健的法学家从政现象，我们以上所抱的乐观态度还应建立在必要的谨慎基础上。前些年，经济领域也掀起一股经济学家从商的浪潮，一些经济学家因受聘某行业而蜕化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甚至逐渐丧失了民本立场。这样的“前车之鉴”不得不让笔者对法学家从政亦产生一丝担忧。随着法学家群体更广范围地步入政坛，“入局”法学家还能否从国家法治的整体层面著书立言？会不会因为“吃人家的嘴软”而影响到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自主性？会不会也像一些经济学家那样为部门利益说话？

　　“入局”后的法学家们如何以及是否能够继续保持法律人的立场，如何避免沦为部门利益的代言人，更值得关注。（作者为西安政治学院法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