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一种隐喻

　　■文/缪克构

　　上海这座城市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常常令我感到困惑。我在这里读书工作，已历11年，这是个不短的年头，可我似乎一直没有从与城市的紧张关系中摆脱出来。当我一再意识到城市只是我的居所，而我只是城市的过客，无限的悲凉就从心底漫起。只有透过居室的窗外，看到那一小片宁静的夜空，才让我有片刻的喘息，而星月、蛙鸣、绿树和青

　　生活已成碎片。短暂的宁静之所以能够常常回到内心，完全是因为内心还在自然地抵抗着。这样的内心自然是不够强大的，它充满了矛盾、放弃、游离、妥协、坚守。它自然无法构成一股强大的精神洪流，冲破现实的束缚和藩篱，它同样又无法退回到自己的理想国中。一个更大更久远的困惑常常将我抛上抛下：谁是我的敌人？哪里是我的故乡？如果任我游走，我会走到怎样的终极世界？在这不断泛起的诘问中，存在着我的这座城市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理所当然地与我构成了紧张的关系，而诗歌，成了这种紧张关系的见证。

　　“城市的吸引力和排斥力为文学提供了深刻的主题和观点：在文学中，城市与其说是一个地点，不如说是一个隐喻。”英国批评家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教授关于城市和文学关系的论述，无疑是精辟的。借此，我更愿意斗胆将自己的诗歌从评论者们“城市/乡村”两元对立论述中摆脱出来，确定为一种“生存的不安全感”。

　　每个诗人内心中都有自己的城市和乡村，这两者更愿意在我的诗歌中呈现，完全是因为在现实生活里我真实地存在于它们之中，并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履历。我从不认为自己近年来写的诗是城市诗，也从不认为以前的诗歌应该归入乡土诗的行列，就像我内心中的城市并非繁华的大上海，乡村也并非那座海滨村庄。如果我一直生活在乡村，我内心中也会有一座城市；同样，如果我一直生长于城市，内心依然会矗立着一个村庄。

　　我生活了十几年并还将终老于此的城市，作为一种隐喻，别无选择地成了我诗歌中“生存的不安全感”的所在。因此，城市的排斥力在我的诗中显得无比强大，而吸引力却近乎式微。从最初在校园中怀想乡村，到其后将城市视为他乡，到现在自觉抵挡着各种碎片的侵袭，都可以为此作出回答。

　　“生存的不安全感”首先来自于空间的突然转换。在海滨乡村生长了19年之后，突然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最先的新奇过后，逼仄和茫然无时不包围着我。虽然城市的空间更大了，可是被街道、高架隔开一个个相似的空间。在这些空间里，高楼直耸云天，天空被切割得很碎，人群拥挤，却彼此冷漠，绿树青草，只是点缀。太多的秩序，太多的规则，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看似流动性很大的空间，实际上却很淤堵，一个人想要在这样的空间里奔跑，非得四处碰壁，头破血流不可。这一时期的诗歌，以《在陌生的城市相遇》为代表：众多的站台让人忧虑她将在哪里等候我全然不知好在她已飞奔而来她的动作与城市的秩序构成矛盾……

　　在城市生活多年以后，特别是参加工作并拥有自己的一间房子以后，因空间的突然转换而产生的“生存的不安全感”逐渐淡化。可以说，一个外省青年慢慢地适应了城市的秩序和规则，并将被街道、高架隔开的一个个相似的空间打开，虽然说不上奔跑，但也能快步行走于城市之中了。然而，物质的逼迫迎面而来。一个人，一旦要为房子、家庭、职业、亲情负担起责任，就像一颗棋子一样，已被安放在一张棋盘上，不得挣脱。当我坦然面对并自觉承担责任的时候，责任并不因此减轻分量。生存的压力和生存的不安全感就像一对连体姐妹，来到我的诗中：

　　但是这两片面包、身下的一张草席

　　让他感到谨小慎微得到的东西正成为负担负担催生了物欲物欲正驱赶着物质逼迫过来——《黎明骊歌》显然，更为强大且无处不在的“生存的不安全感”，来自于意识形态空间。每个诗人与此似乎总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一方面处身于各种规则和潜规则的运作轨道上，一方面又努力而徒劳地想挣脱，最后只落得个时而麻木时而清醒的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