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的话我就敢负责”

　　“我讲的话我就敢负责”

　　原省委常委杜瑞芝因喜欢说真话在特殊年代难逃一劫

　　广州1976口述史

　　讲述背景

　　作为长期主抓农村工作的领导，杜瑞芝非常熟悉基层情况。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在农村尝试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后，更成为坚定的农村改革拥护者和执行者。杜瑞芝性格耿直，胆大敢言，在广东省的老干部中，被公认为“说话从来不拐弯的人”。他不仅在“大跃进”中公然反对浮夸风，甚至当着毛泽东的面也直言群众对大食堂的不满。

　　三十年前，杜瑞芝以“刚刚回到革命队伍”的干部身份，在广州这座城市亲历了那个动荡的时代。他说，在那一年看到了人民的力量。

　　讲述人·杜瑞芝

　　1920年生于山西，1937年参加八路军。1955年由广州市委调任粤中区党委常委、农村部部长，1956年区划调整后，先后任佛山地委(辖区远大于现在的佛山行政区，一度包括番禺、从化、花都、增城等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文革”中被监禁。1974年重新工作，任广东省农委副主任。1980年至1985年任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农委主任，1986年任广东省顾委副主任，1991年离休。

　　1976年，我任广东省农委副主任。虽然已经“解放”一年多了，但还没有全面平反。问题到底是哪一年彻底解决的，我忘了，也不在乎。只记得，1976这一年确实发生了很多大事。不过，三个老人去世、唐山大地震，在我看来，都属于自然规律事件。三十周年要好好纪念和歌颂的，还是“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前者证明历史是人民写的，“四人帮”倒台后，中国也逐步走上了正轨，渐渐恢复了说真话的传统。我能活到86岁，按说不应有怨言了，但是，当时又有多少好干部因为说真话而惨死啊！

　　大炼钢铁谎报产量

　　“炼铁前几名的地市奖励汽车，我满心希望能获奖。结果一听报告，人家湛江30万吨，我们忙了几个月才6万吨。我明白了，全都是假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批斗。后来，从1967年4月到1973年3月，又一直被“监禁”。给我定的罪名很多：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学毛著、反对人民公社、主张包产到户、陶铸死党……

　　我有过这些言行吗？确实有。事情都可以追溯到“大跃进”时。当时我已经是佛山地委书记。我到下面生产队时总说：你们晚上学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白天去抢工分，都是假的！

　　我之所以说这些话，是因为我知道他们都在作假。陶铸等领导都说过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乱讲话。不过，我还是觉得自己都已经“左”得不行了。佛山大炼钢铁时，是我主管的。因为各地事先都要报产量。我们当时研究了一个晚上，觉得报到4万吨就很不错了。不过，当时的省长蹲在我们那里不走，说指标太低，一定要增加到6万吨。

　　没办法，我直截了当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每个县都炼一点，大家一起倒霉；第二，牺牲台山、开平、恩平三个县，让他们毁灭性地炼钢铁。最后，地委通过第一个方案，让大家都分点。我那时蹲点在台山，天天守着看炼出来的铁。

　　几个月后，省里在中山纪念堂搞表彰大会，炼铁前几名的地市奖励汽车，我还满心希望能获奖。结果一听报告，人家湛江30万吨，我们忙了几个月才6万吨，一辆汽车也没有！我明白了，全都是假的！

　　好铁也被炼成“牛屎铁”

　　“冶金部长说只要能有70％含铁量的就是铁。有个县委书记就说，海南有的铁矿含铁量就有70％，那挖出来直接用不就行了吗，还炼什么？”

　　后来才知道，其他地方都是把老百姓的窗户、铁锅收走去炼，但炼出来的都不是铁，掉到地上就碎了，实际上是氧化铁。还有一种本来是好铁，化成铁水后扭结在一起，成了烧结铁，我称为“牛屎铁”，就是牛屎一堆，没用。

　　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清楚这种方法炼出来的是假铁，但是，没人敢说出来。省里也很下力气，经常召集我们开会，开会时大家都随身带一块炼出来的铁，研究到底什么是铁。有一次，陶铸(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亲自在电话会议里问当时的冶金部长，什么叫铁。部长说，只要能有70％含铁量的就是铁。有个县委书记就说，海南有的铁矿含铁量都有70％，那挖出来直接用不就行了吗，还炼什么？

　　当时，佛山有两个地方号称“两匹骏马”，一是番禺，一是新会。番禺大石有一个村被树为典型，说是亩产番薯30万斤。后来，林彪、陈毅都来参观过。一个县委书记给我打电话，说都是假的。第二天早上7时，我就一个人骑车到了大石，直奔这块田。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昨天晚上担了多少番薯进来？”看田的老人吓得说“上面不准讲的”。我说，尽管说，没关系，他也搞不清楚我是谁，就承认昨晚刚担了二三十担进来，都在田里，还没来得及埋呢。

　　不瞒产死人更多

　　“1959年，东莞划归佛山不久，发现了瞒产现象。事实上，确实有一个生产队瞒了一点产量没上报，私自留下来一点粮食。”

　　整个“三面红旗”时期，我没有参观过任何一个地方。有一次，有省领导让我到四会去参观，说那里很高产。我说，让我过去参观也行，但我可是要带老百姓去收割、过秤的啊。他就不让我去了。我天天跑那些山区，还不知道产量有多少？

　　后来又发明一种“小株密植法”，本来只能种一行番薯的空间要种两行，起个名字叫“双龙出海”。“大跃进”中间有一段提出“每天三餐干饭，放开肚皮吃”。我积极响应，这有什么，三角洲这些地方向来都是干饭随便吃的。我哪里知道，当时的水稻亩产只有300来斤。种得太密，都烂到地里了。

　　1959年，东莞划归佛山不久，发现了瞒产现象。事实上，确实有一个生产队瞒了一点产量没上报，私自留下来一点粮食。但说实话，不瞒产死人更多。所以，在全省范围又掀起了一场“反瞒产”运动。省领导反不出更多粮食来，就到我这里来，增加调一亿斤粮食的任务。我只能开会将任务布置下去。有县委书记问：死人了怎么办？我说，死人是一定的啦，先死农民，后死工人，再死干部！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佛山上报的死亡率是2.7％。当时中央规定，死人3％就撤县委书记。佛山的情况确实要比其他地市好一点。

　　百姓对“共产风”意见大

　　“有个村民将好牙打掉换了满口金牙。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害怕钱财都要交公，花钱镶了金牙放到嘴里，就没人能拿走了！”

　　我的罪名中还有一条“反对毛主席”。1959年庐山会议时，我们这边正在反“左”。过了两三天，来了一份电报：谁要看不清右倾是主要危险，谁就是瞎子。过了两天，在佛山地委全体会议上，我就公开讲了：中国除了一个人不瞎，全都是瞎子！“文革”开始后，上面来人调查，问我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问下面的县委书记，他们都替我打了掩护，这事就算稀里糊涂过去了。

　　反“右”我是很不理解的。让我罢官，我一个都不罢。我亲自提拔上来的，自然是好的！还有一些年轻人被说成是右倾。我一看，都是十八九岁的孩子，什么是“左”什么是“右”都还不知道，怎么可能是右倾？经我了解，都只不过是对党委有一点意见罢了。所以，经我的手，佛山一个右倾也没有划成。

　　对于“共产风”，其实老百姓意见也是很大。我到中山调研时，斗门县的领导告诉我，有一个村民将好牙打掉换了满口金牙。我就找到这个农民问怎么回事。他说，害怕钱财都要交公，花钱镶了金牙放到嘴里，就没人能拿走了！

　　向毛主席汇报“包死产”

　　“毛主席对当时的省领导说：你们那个地委书记胆子很大啊。不过，对我提出的包死产和生产小队还是有兴趣。”

　　1961年，“南三区”会议在广州召开，华东、中南、西南三个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参加，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修改“六十条”(注：《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毛主席搞得也睡不着觉。汪东兴就劝他出去散散心。他就来了佛山，和我谈了一个小时的话，睡了一个小时的觉，吃了一餐饭就走了。他问我群众有什么意见，我就直说群众意见挺大，有句顺口溜：得罪了队长，多干一点；得罪了(食堂)堂长，少吃一点。干群关系很紧张！其实，还有一句没说完：得罪了老婆……这个话太粗俗了，没出口。

　　我还向毛泽东汇报了我们在佛山农村作的一些举措：实行包死产和生产小队。就是把生产队划小，同时对每个生产队包一定产量上缴，超产部分归自己小队所有，这样，每个社员的劳动多少和生产队的收入都很清楚，不会再出现平均主义的情况。农民有句话很形象：单眼仔看老婆——一眼看清。事实也证明，试点当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

　　毛主席回去后，对当时的省领导说：你们那个地委书记胆子很大啊，有些思想应该批判。不过，对我提出的包死产和生产小队，还是有兴趣。省领导向我转达了毛主席的话，并让我写一份报告。

　　我就整理了一份材料，题目就叫《单眼仔看老婆——一眼看清》。毛主席阅后亲笔批示：印发会议参考。

　　一纸调令也难保被批斗

　　“陶铸他们都了解我，还是想尽力保我的。于是下了一份调令，但是，没等我过去上任，陶铸本人也被打倒了。”

　　“文革”开始后，广东全省的第一个万人批斗大会就是专门对我的。当时，我先是收到一封信，部队造反派写来的，说是要先批斗佛山下面一个县委书记，然后批斗我，再接下来就要向纵深发展。我就把信给了中南局。不久，造反派就到中南局请愿批斗我。中南局明白，他们真正的目的不在我，就派当时的公安厅长寇庆延带我到顺德大礼堂接受批斗。实际上是“假斗真保”，造反派一上来，就有二三十个年轻人先冲上来围住我，怕把我打死。

　　其实，陶铸(其时已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他们都了解我，还是想尽力保我的。于是下了一份调令，让我调任中南局副秘书长。但是，没等我过去上任，陶铸本人也被打倒了。

　　当时，中央有规定，批斗地委书记级别的干部不能点名上报纸，但我上了报，广东唯一的，提拔了我(哈哈)。随后，我的一切工作都被停了。

　　“批邓”过程中又差点吃亏

　　“我说邓小平给毛主席发提议搞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毛主席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有人就说我拥护邓小平，要批我。”

　　1967年4月，给我定了性：敌我矛盾，连开会都不能和革命派在一起。我先是被关在佛山澜石的精神病院，被单独监护。后来，又被送到鹤山的五七干校。一开始生活很苦，干的都是重活。两三年后，才改为放牛、放羊这些轻劳动。我老伴也受了牵连，被下放到干校。整整四年，夫妻没有见过面。

　　老伴的罪行轻点，还可以偶尔回家看看，我就一直不能回去。14岁的大女儿待在城里，实在是怕了，就下乡插队了，一个劳动日给8分钱。家里只剩下11岁的二女儿带着个9岁的妹妹，靠我老伴每月18元的工资生活。9岁的小女儿还好点，年龄太小，没人认识，不知道是我的孩子。二女儿就不行了，学校里就不让读书了。单位里一开走资派家属大会，也是我这个11岁的女儿过去，作为家属接受批判。

　　一直到1973年3月，军管会(当时还在实行军管)通知我回城治病。我说我没病，但是他们非要说我有病。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形势已经有变化，有意“解放”我了。不过，对我的批判并没有结束。一回城，军管会的领导先找我谈话，说“你灵魂深处还没有爆发革命”，让我继续作深刻检讨。然后让我去医院做检查，没想到，我居然真得了病，肺上有三个窟窿，住了8个月的院。之后我就被安排重新出来工作，任省农委副主任。我记得参加的第一个会就是清远的一个养猪会议。后来，又让我兼学大寨办副主任。但是，我从来没去学过大寨。因为到了大寨不准给老百姓谈话，而且，大寨那个地方还不准老百姓养猪，这不是胡闹吗？

　　一直到1976年，“批邓”活动还是声势浩大。“批邓”过程中，我又一次差点吃大亏。因为在一次小组会发言，我又放了炮，说了邓小平的好话。我说当年解放军在大别山站不住脚，邓小平就给毛主席发了电报，提议要搞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不能搞土改，毛主席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说明邓这个人能够从实际出发。有人就说我拥护邓小平，要批我，但是没批起来(哈哈)。

　　活到现在有时感到惭愧

　　“几十年来，比我们优秀的干部不知道牺牲了多少，我们按说不应该再有意见了。但是，很多人、很多事还是不能忘记的。”

　　1976年前后，我的主要工作是调查农村工作情况。哪里增产就到哪里去，一定要搞清楚为什么增产。结果发现，凡是增产的地方都是在搞包产，只不过是秘密的。

　　我将这些情况都写成材料，反映给了省委。但是省委不可能对包产到户松动。因为毛主席早就定了调子，这是方向问题。一直到邓小平复出后，在他的推动下，包产到户才实行。1980年，我任省委常委兼省农委主任，就向省委写了一份报告《必须主动积极地领导双包到户》。我后来又主持编写了一部《广东合作史》，记录了广东农村改革的争斗和政策变化过程。

　　但是，毛主席反对包产到户也是有道理的。实行包产到户，接下来就会有贫富差距，就会两极分化。

　　亚当斯密曾经写过好几本书，但大部分人只看过两本，只知道那个“无形的手”理论。他还有两本书，专门讲了市场经济的弱点。所以，完全搞市场经济行不行？就像凯恩斯说的，国家不能不干预。但是，怎么干预，这又是个问题。

　　说回我自己，像我这样的，都超过毛主席了——他才活到83，我都86了，没什么可惜的啦。相反，我还感到非常惭愧，比我们优秀的干部不知道牺牲了多少！我们这些人都是幸存者，按说不该再有意见了。但是，很多人、很多事还是不能忘记的，很多历史也不能再重演啦。

　　旁白：杜瑞芝说，他就是喜欢说“怪话”，而且，有话都是在大会上讲，从不个别讲。“有些人后来吓得将讲话稿烧掉，我从来不烧，我讲的话我就敢负责”。此言不虚。在保存下来的一份当年造反派编印的《杜瑞芝罪行录》中，就汇集了他的诸多“惊人之语”。他曾在佛山地委市桥(扩大)会议上公然批评人民公社“搽粉搽得太多了”，“这就叫浮夸”；在对人民日报编辑谈话中更直言：“几年来‘一大二公’的不良后果，是群众对集体不相信”，因此，他主张一个“包”字，“三包落实，指标降低，可以吃饱；粮食到户，加上自留地，可以吃好。”“群众怕我们‘左’，我们怕群众‘右’”，“干部思想问题，不公开反‘左’，大概不成”。这些言论让他在后来的“文革”中，难逃一劫。

　　特约审稿：

　　高宏的(广东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A40－41版

　　采写：

　　本报记者王海军实习生林旭红

　　摄影：

　　本报记者严明实习生王子荣

　　图：

　　杜瑞芝天性乐观豪爽，忆起当年坎坷，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

　　1961年，杜瑞芝(左二)陪同邓小平、陶铸(左三)视察佛山。(翻拍)

　　1960年左右，杜瑞芝(左二)和杨德元(左一，时任佛山地委副书记)在南海群众夜校。(翻拍)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