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职工最低工资标准近日作出调整，9月1日起由现行的每月690元提高到每月750元。上海市政府最新出台的这一政策还明确规定，上述调整后的最低工资为实得收入，个人应缴纳的基本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由单位另行支付。这意味着，上海职工每月最低能拿到剔除社保费等费用之后的750元净收入，经过计算，这一最低工资标准目前位居全国最高（见8月8日《钱江晚报》）。
劳动保障部2004年3月颁布施行的《最低工资规定》明确提出，确定和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必须考虑当地就业者及其赡养人的最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最低生活费用水平无疑包含着人们的衣食住行，而月收入750元，在上海这样一个房产价格平均达万元以上的城市里生活，恐怕勉强只够维持一个人最低水平的衣+食+行+1/n住的费用，根本无法顾及赡养人。由于维持这样的生活水平只含有一个人1/n的居住费用，这显然仅仅是维持一种价值残缺的生物人生活。因为从理论上讲，劳动力价值构成等于衣+食+住+行+医疗福利 +精神生活+知识更新+后代抚养+……，劳动者拿到由此构成的工资水平，方能过上完整的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的生活。就此而言，最低工资750元为全国最高显然是一种悲哀。
我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过低确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即使按劳动保障部2004年3月颁布施行的《最低工资规定》所指明的，一般月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当地月平均工资的40-60%，我国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的最低工资水平达到这一比例。并且必须承认，目前在一些大中城市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已占当地劳动力人口的50%以上，比如深圳、广州、北京、上海等城市，而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工资水平一直在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线徘徊。而当前，许多大中城市的月平均工资水平已达到2000—3000元，并且在这个平均数的基数里，显然还包含着这些外来务工者的工资水平，也就是说，如果不将这些外来务工者的工资水平纳入统计，那么这些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远高于当前所统计的平均数，如此比较，则更显当前各地的最低工资水平的标准之低。最低工资制度的目的，就在于为收入低微或不稳定的工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维持一定的社会购买力，并借此来履行社会公平原则，维护社会安定。而在像上海这样的城市里，由于750元不足以提供一个人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基本生活保障，因此最低工资750元为全国最高这样的结果，是无法出体现社会公平的。
在物质极度匮乏年代，我们的劳动力价值在价值回报上无以体现，成本低廉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物质财富可以和劳动力价值作等价交换；现在随着国民财富的巨幅增长，尤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中城市中，工资劳动力价值的回报早已有了充足的物质条件时，劳动力价值理应回归。而最低工资750元就已是全国最高，这在企业为了规避违法，把职工工资标准骑在最低线上已是极其常见现象的情况下，显然是不恰当的。
对劳动者而言，工资是劳动者最基本的生活来源，是劳动耗费的补偿形式，关系到生活水平的改善和职业技能素质的提高，是劳动者权益的重要内容。对社会而言，工资是反映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经济学大师亚当o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有一句经典的名言："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就此而言，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应大幅度提高，改变最低工资750元为全国最高的这种尴尬现状，让劳动者能够充分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实现最低工资保障所具有的公平取向价值。
作者：
李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