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数导师不满”为何不“为权利而斗争”？

　　《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北大公布近期教育研究成果，其中在研究生教育现状调查中，研究者通过对全国97所普通高校、20个研究所的千余名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进行问卷调查，得出结论：有56.9%的硕士生导师和47.8%的博士生导师认为研究生质量在下降。

　　“半数高校导师不满意研究生质量”——在连续剧式“科研老板”、“学术腐败”、“崇权媚钱”的新闻语境下，“半数导师不满”遭到舆论狂轰几乎是必然的。马上有人建

　　如此看来，当下的研究生教育似乎陷入了一个“双向不满意”的怪异格局。显然，这已经不单是哪一方出了问题，而是将双方联系到一起的教育体制整个出了问题。因此，简单地将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双向不满意”演化成一场师生内讧，无益于任何问题的解决。更有意义的是，让“不满意”的双方“团结”起来，合力作用于当下不合理的教育体制。

　　但是，与导师相比，作为受教育者的研究生之“弱势地位”更为明显，他们在坚固的教育体制面前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舍弃受教育的机会，要么被动接受一切。正因为如此，社会对高等教育三角形格局中的导师这一方寄予了更高的希望。他们既有知识的储备，也有地位的储备和影响力的储备，更重要的是他们所须付出的代价和风险要较研究生们小很多。所以，“半数高校导师不满意研究生质量”的新闻后面，我们真正需要质问的是：既然不满，而且不满的导师达到了半数之多，为何却一直安之若素，而不向僵化的体制发飙，为个人和全社会的权利而斗争？

　　去年，中国顶尖高校北大清华各发生了一起影响广泛的教授“为权利而斗争”事件：清华陈丹青辞职，北大贺卫方停招。贺卫方和陈丹青，一个停招，一个辞职，都由于研究生招生体制所致。这在当时曾被舆论奉为“中国学院知识分子觉醒的标志”。现在看来，与两位教授“英雄所见略同”的导师并不在少数，而是多达半数之多。可惜的是，所见略同的“半数导师”并未能形成什么“陈丹青效应”、“贺卫方效应”，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勇气没有被“激发”出来，更多的人仍然只是私下抱怨“研究生质量在下降”。

　　研究生质量为何下降？是优秀的研究生越来越少了吗？还是优秀的研究生被僵化的教育体制挡在门外，或者扼杀于摇篮之中？既然“半数导师不满”，为何不去勇敢地表达自己的不满，这种在调查问卷上发泄抱怨又有什么用？正如贺卫方教授在解释停招事件时所说：当一个社会有不合理现象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表达我们的不满。这种表达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如果大家面临不合理的东西都忍气吞声，不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其实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而且包括社会的整体利益。

　　德国法学家耶林倡导“为权利而斗争”，他告诉我们，为权利而斗争不仅是对自己的义务，更是对社会的义务，“必须用你头上汗水结晶换取你的面包，你必须到斗争中去寻找你的权利”。如果“半数导师”将不满转化成表达和行动，也许就是启蒙和改革的开始；相反，如果“半数导师不满”只是安之若素下的抱怨和不满，那么所得到的就只有被抱怨之弱者百倍奉还的抱怨和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