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法学家走入最高司法殿堂乃法治之幸

　　7月底，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的三名法学家何家弘、宋英辉、赵旭东，同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命为副厅级官员，分别挂职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和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这在最高检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开创之举。（8月7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消息一出，立即受到舆论的普遍赞誉。有评论指出，最高检更加重视法学家的话语

　　新中国建立以来，对司法工作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极为曲折的发展过程。建国初期，我们把旧中国的司法人员当作“牛鬼蛇神”，属于被打击、清除和改造之列。这时，长期以来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依靠政策治理的习惯做法占据上风，不仅不把司法工作当作“业务工作”，甚至还演变为严重的法律虚无主义，立法、司法和司法人员都受到严重冲击。那时唯一保留的公安机关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配备公安干警时也主要考虑政治上的“红”，而根本不考虑业务上的“专”。“十年浩劫”对新中国法治的破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从指导思想上逐步完成了拨乱反正，但彻底转变思想观念，特别是使每个具体领域的思想观念都实现彻底转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尽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但在具体的司法工作中，特别是在司法人员的选拔和配备上，仍然不重视专业素质和修养，一味强调政治立场。之后的很长时期都存在这个局面。直到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并建立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人们对司法工作的认识才真正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层面。在中国，把司法工作当作一项业务工作，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进步，也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法治意义。当然，也是中国法治建设在走过一定时期的弯路之后的重新回归正途。

　　其实，在西方法学家那里，司法早就被认为是“一门学问”和“一门艺术”，甚至有人曾说不经过一二十年的培养是不会产生一个合格的法官的。事实上，在它们的制度中，法官和检察官的遴选都是非常严格的，不仅要求参加国家统一的、合格率极低的司法考试，而且通过考试后还要经过数年的职业培训。不仅如此，许多国家还要求法官检察官必须具有法学教育的背景。其司法人员职业化的程度极高，不仅造就了大批职业法官检察官队伍，还造就了大批法学家。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中，有相当的法官都是在世界享有声誉的法学家。长期以来，在这些法治发达国家中，就形成了良性循环，孕育出一个和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而在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方面，我国还存在许多制度和人为壁垒：一是司法人员不要求法律教育背景，甚至与国家法律职业资格都没有完全对应；二是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家等各职业群体之间并没有形成良性的交流机制，“职业割据”明显，不能形成合力优势。这就迫切需要加强各职业群体之间的正常流动，使其优势互补，通过流动和交流各自补上本职业“水桶”上的那块“短板”。法学家走入司法殿堂正好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事实上，在这方面，检察机关已经尝试和探索了十多年。据称，法学专家到基层检察院挂职已有12年历史了，也正是专家到基层检察院十多年的挂职实践，有利于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检察官队伍，让最高检下决心将挂职这一模式适用到最高司法机关，并在全国检察机关进行推广。当然，最高检的这次邀请法学家挂职，不仅给地方吃了定心丸，也给地方以更加明确的示范。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开创之举”，“既给最高检机关提供了面对面向专家、教授学习的机会，也给法学专家、教授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直接指导实践的平台”。而对于法学家进入最高检挂职的意义，笔者需要补充的是，法学家走入最高司法殿堂乃中国法治之幸。（编辑：张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