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素质全家总动员：那些牵着小手的大手

　　在8月7日揭晓的第二十一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云南师大附中的高一女生方淋拿到两项大奖。手捧奖杯，方淋没回昆明，而是直接从澳门去了香港，与她同行的是她的父母。

　　“北大、清华我们都去过了，这次去香港，是想看看那里的四所大学，让她知道天外有天。”方淋的父亲方涛说。

　　大赛赛场外的独特风景

　　这种全家“赶考兼旅游”的情形，已经成为这次大赛的一道风景。8月4日上午，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里，因台风耽误了行程的青少年选手正在场内紧张布展。场外，数以百计的成年人同样紧张地边吸烟边聊着天。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都是陪孩子过来参赛的内地家长。

　　方淋的母亲告诉我们，这次云南参加决赛的选手一共13名，而陪同参赛来澳门的亲友团足足有180多名成员。“嘿，你不知道，这个创新大赛在我们云南可是搞得轰轰烈烈。”方涛说，今年五月举行的云南赛区决赛，亲友团跟选手的比例就达到了6：1，这次是全国决赛，大家自然更加重视。

　　8月5日的大赛开幕式上，我们粗略点了点，看台上的人数大约有2000人，而内地家长模样的人差不多占到了1/4。

　　据组委会工作人员介绍，在澳门的决赛举行之前，三等奖作品已经评出，到澳门来参赛的选手至少可以获得二等奖。而按照教育部的规定，高中阶段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二等奖的学生，高考可以获得20分的加分。在很多省份，这些孩子实际上也获得了高校保送生测试的入场券，只要测试合格，他们将不经过高考直接进入高校。

　　那些远道而来的家长，究竟是对孩子出远门不放心，还是对孩子高考加分有期待呢

　　天下少有无动力的冲动

　　“我不觉得将大赛成绩与高考加分挂钩有什么不好。”方涛显得有些激动，“人总是需要激励的对吧？如果没有加分作为一种驱动，可能也有学生来参加大赛，得到锻炼，但效果肯定没有这么好。就像你当记者的，是不是只要满足了创作的欲望就可以不拿工资呢？恐怕也不尽然吧。”

　　在方涛看来，创新大赛培养了学生的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弥补了现行教育体制灌输式教育的缺陷。“再说了，小孩子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关注他们就是关注未来，塑造他们就是塑造未来。”

　　在赛场上，方涛的说法得到了一定的印证。我们看到，包括初中生在内的众多选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展示自己的作品，有些孩子因为带来的展品超规格，空运时被切割开了，到现场还要重新拼装，但他们都显得比较沉着。300多人的现场并不显得慌乱。

　　大赛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科技委员会科普工作组召集人唐志坚对内地选手的表现非常赞赏：“8月3日从早上开始，他们就一直在车上等着过海关。过了海关之后，因为风大，又过不了桥。派比安台风将他们在车里一直困到4日凌晨1点多，结果他们没睡几个小时就过来布展，真是好样的。”

　　落选者才代表真正的多数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主任牛灵江说，经过20届大赛到今天，创新大赛已经成为我国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从基层学校到全国大赛，每年有约1500万名青少年参加不同层次的活动，约占在校生总数的8％，而最后能在全国获奖的孩子不到参赛人数的万分之一。

　　上海普陀区教育学院的叶佩玉老师最关心的，是那些落选孩子的心里感受。叶老师原来是华东师大二附中的特级教师，“前些年中国参加国际奥林匹克化学竞赛的选手都是我教出来的。”怎样才能让所有参加创新大赛的孩子都感到有收获呢？叶老师说，在上海的一些学校，现在已经开始要求所有选手尤其是落选学生撰写分析报告，剖析自己的弱点和差距，讲清楚自己的收获。“这个报告写得好，照样可以得奖。”

　　但上海的这种尝试显然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响应。当我们问起一名领队落选学生的情况时，她的表情充满了惋惜：“他们感到特别、特别难受。有些孩子甚至要给组委会写信，质询自己那样有创意的想法和设计为什么会名落孙山。我只有劝他们，没办法，获奖的名额就这么多，不管多委屈，我们只能接受现实。”

　　学会接受“不如意的公平”

　　并非所有人都心甘情愿地接受现实。早在今年三月，就有个别选手的家长跟相关工作人员联系，打听自己的孩子是否入围决赛，并表示打算亲自到北京去“运作”，花多少钱都愿意。后来果然这个省的比赛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让教育主管部门非常生气，有官员表示，这种现象一旦再次发现，将考虑取消将大赛获奖与高考加分挂钩。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矛盾，你一旦脱钩，参与者必将锐减，而你一旦挂钩，它也许就成了新的‘独木桥’。”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研究发展处许向阳副处长这样抱怨。

　　“事实上，从2002年开始将大赛获奖与高考加分、保送挂钩，与高考制度的改革有关。”牛灵江主任说，“本意是通过这种挂沟，更多地带动素质教育。现在看来，作用是有一些的，但影响并没有大家认为的那么大，因为每年能获得加分和保送的学生只有区区150－200名，所以现在就要对它的作用做出正面或副面的评价都还为时过早。”牛灵江同时表示，自己不想回避问题，不排除极少数家长和教师想把这项意在提高学生创造力的比赛变成一座新的独木桥。对此，她说每年的比赛规则都在发生变化，都在不断完善。

　　上海市吴淞中学的科技教师张治认为，对于这样一项大规模的赛事，还是应该看主流。“就像高考一样，你能随便取消、完全把招生自主权交给校长吗？要那样，那些没有背景、没有关系的学生和家长肯定决不答应。100％的公平是不存在的，高考就是一种不如意的公平，它之所以还会存在下去，就是因为跟其他方式相比，它尽管不如意，但整体而言还是最公平的。”

　　大手拉小手，一起往哪走？

　　“有人觉得奥赛不好，创新大赛好。”叶佩玉老师对此并不完全赞同，“奥赛虽然严酷，但都是选手完全凭自己的力量一点一点考出来的。创新大赛就很难避免‘大手拉小手’的情况出现。”

　　“青蒿鲨烯合酶RNA干涉基因对烟草的遗传转化”，“人脐带血来源造血干细胞的体外扩增作用研究”，“灵芝多糖协同化疗药物抗肿瘤作用及其分子机理初探”，“家禽血清对人肝癌细胞SK-HEP-1的诱导凋亡作用及对其端粒酶活性的影响”……这些拗口的课题后面，是非常成人化的研究内容，许多选题光是实验材料费就相当昂贵，而实验设备更是很难找到。

　　“这些参加项目的水平都很高，做得也很完美，但这当中有多少是选手自己完成的，从表面看不好分辨。”大赛评委冼伟光、方道曾等这样评价。

　　我们在展厅里采访了20多名同学，大多数孩子都有比较良好的家庭背景，很多人至少有一个家长从事高层次的科技研究工作，像前面提到的方淋，就有3位老师，“一名院士教她方法，一名云南大学教授教她思路，一名博士研究生跟她一起合作。”方淋的父亲告诉我们。

　　两天的采访活动中，我们只遇到了刘洁娜一人没有科技方面的家庭背景，父母都是酒店的服务人员，而刘洁娜是澳门学生。“我爸爸反对我参加创新大赛，问我为什么不好好念书，每天捣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方淋的父亲方涛可不这么看。“我们年轻的时候，同学聚会总是攀比，谁混得好一点，谁混得差一点。人到中年之后，大家话题的焦点就全转到了孩子身上，说句不客气的话，自己成功不算成功，小孩成功才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