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老师说“素质教育”

　　文/本报记者 邓琼

　　在中国受教育成为中学、大学教师，后到美国当高中老师，对中美两国教育有直观感受

　　6年前，黄全愈博士的《素质教育在美国》引发国内教育界的巨大震荡，此后，随着美国式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典范在许多人的研究、著述中被奉为榜样，中国的教育也一再遭非议。

　　今年夏天，当年出版黄博士著作的广东教育出版社又推出了一本《我在美国读高中》，作者珊伊任教于美国纽约一所公立高中，她明确地说：“我无意与人争鸣，但对美国中学教育制度的评估与很多国内流行的说法相左，我希望能让国人从另一个角度了解美国的教育，也审视我们中国人自身的教育传统。”

　　趁珊伊在广州度暑假之机，记者采访了她。

　　图：中国教育改革应当走“取长补短”之路 新华社供图

　　珊伊，40年前是华南师大附中初三的一名女生，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现在美国纽约公立若斯高中教“社会学习课”，迄今已7年。珊伊在国内从一个受教育者成长为中学、大学教师，出国后又考取美国的教师执照当上了高中老师，对中美两国的教育可以说都有最直观的感受。

　　“轻松愉快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

　　珊伊所在的若斯高中位于纽约市一个低收入家庭较为集中的学区，她的学生里，既有土生土长的美国孩子，也有来自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新移民子弟。谈到美国教育，珊伊最鲜明的观点就是：“美式教育最为人称道的就是其轻松愉快的过程。可实际上，教育规律走遍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学习必然要经历艰苦操练。美国式的轻松愉快是以牺牲相当的教育质量为代价的。”

　　珊伊说，纽约市公立学校全年上课天数仅为170天，其余时间均为各种节假日。教育质量在全美排前十名的纽约州，其首府纽约市的高中毕业率仅为64%。美国至今没有办法推行全国统一水平的高中毕业考试，其中小学生的数学水平排在全球倒数第二位。

　　精英领域越来越多被中国人“占领”

　　与此相应，美国所有的科学研究机关里，外国人面孔比比皆是，美国宇航研究中心（NASA）所雇用的研究人员当中，甚至有1/3出生于中国大陆！所以，美国政客虽然经常批评中国，却对中国的教育制度赞不绝口，他们从美国大量的高科技职位被中国所培养的人才占据这个事实，了解了中国的教育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教育制度所受到的挑战比中国要严峻得多！”

　　珊伊说，美国教育界对于中美两国教育的成败比较，其结果正好与国内所流行的相反。她的同行们常常说，中国的基础教育质量很高，为孩子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以至于美国高校中相当多的优质学位以及高精尖技术领域内的高薪职位越来越多被中国人“占领”，“这种优势得益于你们中国的教育制度！”相比之下，他们认为美国的基础教育存在很大问题，学生普遍缺乏学习动力，遇到相对枯燥的数理化知识更是厌学，以至于美国长期存在理科人才荒缺的现象。

　　自由制度下自学能力强学生得益多

　　珊伊在她的教学中发现，美国教育制度自由度高、选择性强，但可依赖性很低，既培养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同时也为社会生产了大量的废品、次品。在自由放任的教育制度下，老师从不否定学生、但也不会特别帮助后进者，因此天资高、自学能力强、家庭教育背景好的学生，得益较多；而那些学习能力较差、父母教育程度低的学生，或者来自新移民家庭的学生，则很可能成为教育“盲点”。在美国的公校中，有的学生经过十几年的教育，文化知识却几乎等于零，不具备基本的运算或写作能力，也是很常见的。以最为国内“素质教育”所推崇的“研究型学习”为例，“论文”作业被不分年龄、层次地遍布各个年级，任何科目的教师都是用培养研究生的方法来训练中小学生，但成效呢？真正从中展示才干、得到进步的却是极少数，大量的学生不知所云、拼凑了事，老师也没有时间一一认真批改，效果堪虞。

　　中国的教育让多数人受益没有错

　　珊伊认为，很多人批评中国的教育自由度小、片面强调应试等，但在中国问责性很强的教育制度下，学生从小就生活在家长和老师的督促下，磨练基本知识和技能，加上高考前的魔鬼式训练，大多数资质平凡的学生都能从中获益、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材。中国学生勤奋、守时、纪律性强、富有责任心，在美国享有良好的声誉，最近耶鲁大学的校长还发表谈话，认为美国的教育应以中国为榜样。

　　“有人热衷于用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精英富翁的数量来衡量教育的成败，这是很不恰当的，大可不必将无法得奖的不满都发泄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上。中国的教育应该让多数人受益，这个出发点并没有错。”

　　美国孩子学习环境宽松中国难照搬

　　美国教师的工作状态以及家长的教育心理也是制约美国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珊伊说，美国公立学校教师的工资只和学历和工龄挂钩，其工作表现优劣不影响工资提级。而且，学校从不在教师中评定特级或优秀教师，也没有一个奖勤罚懒的制度，否则教师工会组织要干预，认为这是分裂教师队伍。学校校长和人事职员无权干预教师工资级别的评定。若斯高中的校长，每一学年末都会仔细了解每一个老师的工作表现，但是竟然不能公开考察结论，因为这样做会受到教师工会的干预和警告。

　　但是来自家长的压力却了不得。珊伊说，在美国，学生和教师发生纠纷，老师总是处在被动地位，学生辱骂老师无须受到处罚，但老师对学生用词不逊，一旦被家长投诉，一定会受到纪律处分。美国还有法律规定老师不能随便公开学生的个人资料，不能在班内建立排行榜等，这些规定当然从一个方面保护了学生，但对于教师工作积极性的制约和打击也不言而喻。

　　珊伊的同事不止一次地说起，喜欢和中国学生的家长打交道，因为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具有强烈的责任感，能主动配合学校管教孩子。珊伊发现，美国的家长在教育心理上与中国父母非常不同，他们并不强求孩子一定要出人头地或者“过得比我好”，而美国社会已进入了高福利的稳定状态，基本生存的压力并不大，因此家长们大都对孩子听之任之，发现孩子稍一遭受来自老师或者学校的压力还动辄投诉。“这种社会心理是美国孩子学习环境宽松的原因之一，但也是无法照搬到中国去的。”珊伊说。

　　“长春藤”录取标准是“阴谋诡计”

　　珊伊特别想解释的一点，是被国内尊为“素质教育标杆”的美国“长春藤高校”的录取标准。

　　在美国，“长春藤大学”代表了高等教育的最高质量，而其录取标准中有不少诸如“要有文艺或体育专长”、“要参加社区的义务劳动”、“要参加名校夏令营活动”等条款，大学入学考试（SAT）也被标榜为是测定学生的潜在学习能力而非学生已学了什么，因而被国内教育界引为美国实施“素质教育”的明证。

　　珊伊通过查阅资料才了解到，其实这种标准设置的初衷，是美国的知识贵族为了排斥犹太移民学生进入“长春藤大学”而设计出来的“阴谋诡计”，现今又用来对付学业成绩同样优秀的亚裔移民子弟，而根本不是一种“素质教育”的自觉追求。

　　珊伊告诉记者，上世纪初，美国的精英大学出现了所谓“犹太人问题”，大批来自东欧国家的犹太家庭子弟由于学业优异而涌进了长春藤大学，引起当时美国精英界的恐慌。他们指责这些学生来自中下收入的家庭，只懂得彻夜用功，一味追求字母的完美无缺，勤奋有余、智商不足，缺乏社会教养，是野心勃勃的“读书机器”。他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宝就是设计出某种考试和设置一些“门槛”，把这部分学生排除在外。所以，除了专门对付“勤学苦读”型学生的SAT考试之外，长春藤高校还有一系列貌似考察素质、实则讲求门第的“加分条件”，例如：是否擅长体育，但不是指篮球、排球这样的平民运动，而是高尔夫、滑雪、冲浪一类的“贵族项目”；是否参加过夏令营，且是五六千美元一期的名校夏令营等等。学校还通过一系列了解学生背景资料的表格、直接见面的座谈会等，千方百计确定学生的出身、阶层、特性等，被淘汰掉的往往是那些成绩优异却背景有限的学生。珊伊一位老同学的孩子就亲身经历了这一切。

　　珊伊动情地说：“在美国老师的心目中，中国孩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中国教育不应当妄自菲薄，要在充分了解他人的基础上借鉴其长处，不要轻易地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