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要官别找我”：迷失在制度之外的道德标榜

　　志灵（北京 大学生）

　　为防止出现部分干部在乡镇领导班子换届之际跑官要官以及个别领导干部说情当“说客”的现象，最近中共宜君县委书记熊晖在休息室大门张贴了一张“告示”坦言：要官别找我，此举在该县政坛掀起不小的波澜，而且陕西省委巡视组对这一做法给予了肯定。（8月9日《新京报》）

　　不管县委书记有没有用告示的方式坦言之，“要官别找我”都应该是民主法治下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权力来自人民赋权的宪政理念决定了官员“要官跑官”的取悦对象无论如何都不能是同为人民公仆的县委书记，而是普通公众。如果在民主法治社会中反复出现县委书记“要官别找我”的真情告白，恐怕公众就要时时感觉到匪夷所思，这毕竟正如家家都张贴“不许杀人”一样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如果说遵守最基本的道德和法律底线是为人最起码的要求，那么，不跑官要官也是为官者所应该遵循的基本底线，不论从道德还是从法律上讲，这一点都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当这一最基本的要求被刻意标榜为为官者道德上的一种善时，是不是意味着为官者的伦理底线在一步步地沉沦？

　　如果说在不突破底线的前提下，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其道德的高尚与否都属其个人自由的范畴，那么对于为官者来说，他们要承担高于一般公众的道德义务，也就是说，在最基本的底线要求必不可少的前提下，为官者还应该是道德上的标兵。

　　可是，在县委书记“要官别找我”的告示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赤裸裸的制度迷失之外的道德标榜。如果没有从制度上大刀阔斧地完善之举，而是一味地对这种所谓的道德之举进行肯定，那么其后果不仅仅是制度的完善将遥遥无期，更给了那些不遵守道德底线的官员以讨价还价的资本，要知道对底线道德的一种夸奖，与其说是一种对个体道德的肯定，倒不如说是对集体道德底线沉沦的无原则性迁就。

　　事实上，为官者高于一般人的伦理道德要求，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值得其自我炫耀的正常现象，如果说这是民主法治社会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判断的话，那么这种对底线要求的“高调”遵循，不仅没有可炫耀的资本，反倒是对制度缺失的无情嘲讽。正如那种本应基于为官道德自觉的引咎辞职，从来都不需要法定，但在我们这里却要成为一种强制性的道德自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