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羽
7月下旬以来，陕西省宜君县乡镇党委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全面展开。为了刹住跑官要官这股不正之风，挡住说情者的路子，更为了在全县党政领导干部中培养“风清气正”的良好品质，宜君县委书记熊晖在休息室大门和卧室小门张贴出“要官别找我”的告示，让那些有不良企图的干部吃了“闭门羹”。（8月9日《新京报》）按照中纪委的“五不许”规定，
跑官要官是被“不许”的行为之一。作为官员选拔中的常识，“不许”所蕴含的不能跑官要官和查处跑官要官，也就应该成为各级官员为官的自觉。从这种角色意识上说，每个官员都应该知道跑官要官是一种舞弊行为，它违背了为官的道德，违反了组织的程序，会受到舆论的指责和纪律的处罚。如果这种角色意识真正存在，那用得着什么“告示”来告示？
所以，无论新闻中的“要官别找我”的告示背后都隐藏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在官员的选拔中确实存在着跑官要官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还可能不少，否则就没有必要专门贴个告示广而告之；同时，这种跑官要官现象也应该没有被严查，否则就没有必要用说理性的告示来警告。客观地说，“要官别找我”是一种非常态下的应急反应，这也正是其构成新闻的原因。
那么，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摆在了社会的面前：如何有效地制止跑官要官？是靠“要官别找我”的告示吗？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无法得知真正能够持有如此感念的领导能有多少。尽管这样的担心可能多余，但常识和教训告诉我们，必须依靠不可能被跑官要官者钻漏洞的制度，来守护我们的利益，守望社会的健康。
事实上，要官跑官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企图可能得逞。诚然，这种得逞与个别官员缺少“要官别找我”的意识有关，但更主要的是选拔的程序没有把跑官要官者淘汰出去，没有把缺少“要官别找我”意识的领导的“照顾”过滤出来。否则，即使被公关的领导根本没有“要官别找我”的意识，严格的选拔程序也会让跑官要官者自取其辱。因此，在诱人的收益面前，削尖脑袋地跑官要官也就成为必然。
“要官别找我”只是一种态度的表明，如果一个社会仅靠表明个人的态度就可以引导别人做事，那么法律法规的存在就成了赘言，这自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其实，在一个不完善的程序中，以个人的力量对抗官场陋习是乏力的：因为个人的能力有限，他不可能洞悉所有的真相；而个人的权力也是有限的，他不可能作用于所有领域。从根本上说，与个人的角色意识相比，我们期待的是完善的制度的庇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