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海建
8月8日《信息时报》消息：沙太路天平花苑内，五六名歹徒正要绑架一男一女两名住户，被该小区保安发现。在追捕的过程中，两保安被歹徒刺伤，一人重伤一人轻伤。令人不解的是两名被绑架获救事主始终没有露面。
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说：“这是个很好的时代，这是个很坏的时代。”是的，好在城市的利益之上还有更璀璨的道德天空，坏在道德反馈的结果屡屡让人无法轻松。当救助者躺在医院，被救者轻则“失声”、重则“失忆”、乃至全家“蒸发”……如果一个“事主”在被救助后的“失声”尚且可以看做是个体道德问题，但是，当接二连三的“事主们”在殷红的鲜血和生命面前屡屡隐身，我们不能不看到他们的“隐身成本”和“道德困境”。
不妨从经济学分析一下，我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即都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譬如有人提示你钱包掉了，没有事主不心存感激地说谢谢的；但有人用生命救了你的命，按理这感激应该是边际效应递增，但为什么“事主们”竟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闪身”呢？在现行的秩序规则内，“科学理性的决策”其实就是考虑两点———可行性和机会成本，当媒体连篇累牍地声讨被救助者后，基本也就到“道德谴责”为止(鲜有被英雄起诉的)，消失者的隐身成本大约等于其道德层面的被声讨———而道德成本的大少又取决于当时社会总体的道德水平，若在一个“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的道德衰弱时代，隐身者所受外界的否定性压力和谴责就是隔靴搔痒，难免一个一个“前赴后继”；而消失后的所得是诱人的：救助者伤害越大，事主消失行为的机会成本则越小———因为你去感谢了，救助者的所有问题就基本你包揽了。现实是，从次道德的角度看，似乎正是基于被救助者的失声，群体性的善意反击反而时常解决了救助者的经济窘境，于是领导来慰问、于是有了媒体声讨后信息话语放大下的群众关心，这一切比一个人的“江湖救助”声势浩大得多———结论是很让人伤心的：如果社会不从制度设计的层面给“救人者谁来救”这个问题一个体制性出口，救助者流的血越多，则被“事主们”抛弃的几率越大。
“最好的道德标准就是让大多数的普通人在普通的生活中面临最少的道德困境”。只用“抽象道德”的手电来批判“被救者”的失声是荒唐可怕的，他们面临的“道德困境”起码首先是“制度失声”的结果。而我们运动式的声讨，只会使被救者“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来解决现实的问题，并且这种标准的降低通常是永久性的，你什么都得不到，你使一个人更加堕落”。看看那些“事主们”从不安到焦虑再到心安理得，我们应该反思更多。
来源：燕赵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