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墨之欲，肇祸之门_新闻中心

贪墨之欲，肇祸之门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10日09:16 人民网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名垂青史的人物，他们对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作过重要贡献，但是其中有些人，其结局却很悲惨。除了复杂的政治原因，与他们出污泥而“有染”也往往密切相关。可以这样说，贪墨之欲，乃肇祸之门。从他们的政治浮沉中可以总结一些深刻的历史教训。　　西汉著名政治家、经济家桑弘羊，其盐铁官营专卖、设立平准、均输机构等一系列经济思想和措施，对以后我国社会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但是，他居功自傲，贪墨之心甚重，处心积虑为自己的兄弟谋取高官厚禄。名臣霍光反对他这样干，他还怀恨在心。贪欲恶性膨胀的结果，最后竟与上官桀等人勾结谋反，败露后被杀并灭族(《汉书》卷24下)。唐代中叶的著名经济家、两税法的主要创始人杨炎，对唐代乃至后世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他的儿子杨弘业，在其庇护下，多次犯法，接受贿赂。杨炎本人，也指使下属官员买卖私人宅第，从中谋利。当朝的御史们认为，杨炎依仗权势从中所谋之利就是赃物。他终被罢官，贬至崖州，还没到达，又被唐德宗派人处死。 　　明代名臣张居正的悲剧，更具有典型意义。张居正的“变法”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但以半途而废告终。他病死不久，政局即迅速逆转：其官秩被追夺，家产被查抄，当政时起用的主要官员“斥削殆尽”，他的“变法”新政也基本上被一笔勾销。其历史教训是多方面的，深刻地警示着后人。 　　教训之一，是张居正固然也惩治腐败，但未持之以恒；而更重要的是，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也不干净。 　　明朝中叶后，官场上贪墨之风盛行，政治十分腐败。严嵩垮台被抄家时，竟抄出黄金30万两、白银200万两，其他珍宝多得不可胜数。“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嘉靖末年，太仓存银竟不到10万两，国家财政捉襟见肘。 　　作为一个封建政治家，张居正当然看到了腐败的严重性。他在隆庆年间所上的著名奏疏《陈六事疏》中，曾尖锐地指出：“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省节，恐不能救也”，“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同时，他认为必须惩治贪污，并将惩贪与巩固边防相结合。他建议：“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遗、发落，不但惩贪，亦可为实边之一助。”(《张太岳集》卷36)在他主政后，不仅强调“吏治不清，贪官为害”，大力整顿吏治，而且还抓了一些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云南黔国公沐朝弼，“视人命如草菅，通夷、占军、谋财、夺产，贻害地方，不止一端”(《明神宗实录》卷4)。对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腐败分子，张居正断然“驰使缚之”(《明史》卷213《张居正传》)，绳之以法。　　张居正在主政的后期，几乎把全部精力用于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的一次重要变革。而在整治贪污腐败方面，并未抓到底。对刚正不阿、与贪官污吏势不两立的海瑞，张居正反而觉得他过激，始终不予起用。《明史·海瑞传》说：“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而张居正自己并不是廉洁自守，他不但行贿，而且受贿。大宦官冯保是他的政治盟友，所谓“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明史》卷305《冯保传》)。冯保贪财好色，张居正让其子张简修送到冯保家中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其他珍玩尤多”(佚名：《天水冰山灵》附录《籍没张居正数》)。张居正在做官前，家中不过有田数十亩，余粮甚少，遑论金银；他当了内阁首辅后，虽是一品官，月俸也不过87石米，即使将他一辈子的官俸加在一起，至多不过折银两万余两。显然，他送给冯保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从何而来，是不言而喻的。而冯保后来垮台的主要罪状之一，便是贪污，说他家中所藏，抵得上天下贡赋一年的收入，后来也确实在他家抄出金银百余万两，以及大量奇珍异宝。张居正却依靠冯保这样的贪赃枉法者，并奉为政治盟友。万历皇帝在没收冯保的财产后，怀疑张居正也有大量财宝，“益心艳之”，这也是查抄张居正的重要原因。从张居正家中尽管未抄出如万历皇帝想像的甚至超过冯保的巨额家产，但毕竟也有大量财富，折价约金银1958万两，另有很多良田。张居正的个人生活，也很奢侈。 　　明朝前期的夏原吉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君子不以冥冥堕行。”(《明史》卷149)从政者任何时候都不应当稀里糊涂地自行堕落。像张居正这样对社会经济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的封建政治家，最终也未走出贪墨腐败之圈，对社会对个人都是一个悲剧。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的封建政治家，他们能够清廉自律、俭约自守，因而能够正节自保。例如北宋的政治家范仲淹，位居要津后，若无宾客登门，吃饭仅有一种荤菜；妻儿的衣食，仅能基本自足(《宋史》卷314本传)，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原则，不是仅仅用以教育别人的，自己也是个“吾道一以贯之”的践行者。又例如，北宋另一位政治家王安石，生活也是十分俭朴，穿着普通服装，吃着家常便饭，衣服脏一点，脸有点污垢，他都无所谓(《宋史》卷327本传)。当朝一些人攻击他是一种“伪装”，但他不为所动，不改其刚正廉俭之风。前述的夏原吉也曾蒙冤入狱，被抄家，但除了“自赐钞外，惟布衣瓦器”(《明史》卷149本传)。他们的廉俭风节，应是值得后人效法的。〔作者王春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34〕　　（党的文献授权人民网发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