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 银玉芝
迈克尔.拉普斯利曾这么说，“通过这些希望、痛苦、欢乐、愤怒、恐惧的经历，我们使人们意识到和平、正义、和解和消除痛苦等问题。这是人类如何敞开心扉的一种经历，它将成为人类共同的经历……艾滋孤儿早已经尝尽了这些各式的经历，面对艾滋孤儿的我们也正在经历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复杂心理挣扎。就像第三届艾滋孤儿夏令营中发生的故事，孩子们的经历让爱心家长落泪，同时却又有十余家庭报名后反悔，活动主办方只好临时调整，有的爱心家庭与两个孩
子结对。与往年有很多明星参与不同，今年的“爱心家庭”以普通市民家为主，其中有9户“熟面孔”。相对于去年近300个北京家庭参与爱心家庭甄选的盛况，今年的爱心家庭只征集到了72家。（《新京报》2006年8月9日）
这不能简单用对艾滋病存在误解来作为合理的解释，因为这不仅仅是你我的问题或者“艾滋病”本身的问题，它体现为一种社会心理和矛盾，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这种心理甚至加重这种社会心理的“帮凶”、“同谋”。因为所有人还必须活在这种环境之下，于是想要摆脱这种普遍困境是微乎其微的可能，除非在道德社会主义时期，否则我们难有作为。不是人们拒绝艾滋孤儿，是现实的困境所逼迫的畸形结果。
这件事让我们再一次看到社会弱者在生活边缘的无助和无奈，我们的整个社会离建立起一个普世的维护弱势群体的良好机制还很遥远。作为个体的人和家庭当然有自己的出发点因此拒绝或者接受艾滋孤儿，在全社会都还处于对艾滋病逐渐接洽的过程中时，要求一个公民承担与艾滋孤儿接对的义务有些勉为其难。但在一个个个案的表面之下无法掩盖个人德性中的冷漠、无情、缺失与痛苦，社会机制的缺失并不足以抹去个体道德上的过错，任何个体毕竟是作为个人和社会人的双重身份出现，而任何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与个体的努力无不关系。这也便是我们面对艾滋孤儿时表现出来的那点“平庸的恶”，这不是一种过错，但又是一种无可推卸的错，就是这种似是而非的过错，够建起了千百年来我们对待类似问题的态度和复杂的经历，譬如乙肝等传染病，农民工这个似工似农的群体……
8月的《读书》杂志上也再次提到了纳粹艾赫曼在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艾希曼为自己辨护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没有外在的声音来唤醒他的良心。另一个高级纳粹分子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在纽伦堡审判的被告席上哭诉，他只是履行了情报机关应该履行的职责，拒绝做希姆莱的替罪羊。一个作家写到，这些言辞当然不能为他们洗刷滔天罪行，但它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的挑战是极为有力的。艾希曼说，没有外在声音来唤醒他的良心，所以他所做的不能全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何况在那种境遇里，他没有理由不执行元首的意志。这个辩护在普通情况下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艾希曼作为一个成年、健康而有自由意志的个体，必须为自己所作出的每一种选择负道义和法律的责任。
这和我们面对艾滋孤儿时表现的状态是何其的吻合，他们成为艾滋孤儿的错不在我们，我们当然不能承担这些义务，那怕只是接他们玩几天；然后我们又可以争辩说自己只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别人都不愿意和艾滋孤儿接对子我又凭什么管他（她）；最后我们或许有些不安，但不安只是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事情。这便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的恶”，姑且不论我们在面对历史灾难时表现出来的恶劣行径，这点恶足以让我们服从别人都这样认为的“真理”，不做和别人一样不做的事。最后我们成为一个个冷漠的动物，这难道不比艾滋孤儿还可怜吗？（编辑：张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