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关注高校思政课调整

　　□王晶晶

　　这是一本暗红色封面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概论》教材，里面囊括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概论三个部分，从去年开始，本科一年级的小陈，就开始攻读这门新课程。

　　在中央决定对高校思想政治课改革的背景下，根据教育部安排，2005年部分高校试行“05方案”，一批大学率先调整了自己的课程。

　　今年9月1日，这一调整推向全国，高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课调整为四门。至少500万大学本科新生，将在新教材的指引下，进行政治学习。

　　新的调整中，将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而以前分列的“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则整合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另两门思想政治课，则分别名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这已经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校第3次对思想政治课进行大的调整。

　　这一调整，在胡锦涛总书记的关注下进行，他曾对此作出重要批示。

　　惊动中南海的高校思想政治课

　　“总书记批示本身，就表明了对大学思想政治课状况的关切”。

　　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程恩富回忆，事情起于2004年春节后，一家媒体以内参形式，将《关于高校公共理论课教学情况的调研报告》送至中央领导。

　　此前，中共中央已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一工程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

　　胡锦涛总书记批示调研报告后，中宣部、教育部为此组织了专题调研，并酝酿高校的思想政治课调整。

　　当此关口，2005年7月15日，刘国光教授批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引发了学界及网络上的“马经西经”之争。这一争论再次通过内参上报高层，引起了中南海的关注。

　　8月初，教育部科研中心将刘国光的讲话呈报中央。此后，中央领导作出批示，指出“很多观点，值得高度重视”，同时将讲话转给其它有关领导。

　　2006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杨圣明委员也曾就高校政治课问题，以提案送交中央领导，希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备力量的培养”。

　　两年时间，在数次事件推动之下，高校思想政治课调整终于拍板。增加了“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内容，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习。

　　建国后的多次调整

　　思想政治课在我国的教育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98方案”规定，思想政治课的学时应占高校本科总学时的8％到10％。事实上，建国后高校思想政治课已经过多次调整。

　　1950年教育部颁布指示，规定在大学开设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该课程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教材，1953年它被改称为“中国革命史”；而到1961年，它则名之为“中共党史”。

　　195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苏联色彩浓厚。1958年大跃进受挫后，毛泽东给中央、省自治区及地县级的领导干部写了一封信，号召“不要头脑发热，要学习理论”。

　　“当时学的主要是两本书：一本是中宣部编的《马恩列斯语录》；另一本就是《苏联政治经济学习》教材。”曾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主任，现年72岁的倪大奇教授回忆。

　　经过学习和反思，毛泽东提出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编写我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上海市委宣传部组成专门小组编写教材，“我们在班上也参与过教材的讨论。”当时正上大学的倪大奇说。

　　一年后，包括复旦大学蒋学模教授在内的四位老师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率先在上海出版。

　　1957年初，开始“大鸣大放”，高校政治课全部停开，只设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以毛泽东著作为指导，根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十二个“小题目”逐章展开学习。而到1966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所有课程停开，政治课也未能幸免。

　　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71年，高校复课后，政治课以讲解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在内的四本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为主，教学成了政治运动的附属物，直到文革结束。

　　改革开放后的调整

　　1980年4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的联合通知。高校普遍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该课成绩成为学生升级和毕业的依据。

　　“当时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急需新的政治课教材。”一位研究者说，既要“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思想上的流毒”，又急需在理论上重新解释若干重大问题。

　　正是在此形势下，1984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要求纠正一切轻视马列主义理论课的错误倾向，并着手准备在全国高等院校增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课程。

　　1985年，三中全会后第一次高校马列主义理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委托胡乔木主管此事，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志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胡绳等与会。

　　此次会上，中央要求增加“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后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一课程，上海复旦大学成为首个试点，编写过新中国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蒋学模教授弟子倪大奇，当年曾经参加过《政治经济学》教材讨论的学生，现在成了全国首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材的编写者。

　　不久，由中宣部牵头，厉以宁等9位学者，也集体编写了一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教材，虽然影响很大，但这本教材并未成为全国的惟一版本。1986年到1988年间，各地高校组织编写出版多个教材版本，教育主管部门亦以同意。

　　此次调整中还有一个变化，“中共党史”又改称为“中国革命史”，“毕竟中国革命史不仅仅包括党史这一部分，改为中国革命史后还是比较科学的。”倪大奇教授说。

　　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还提出，要开设“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课程，后来这一课程演变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但在2006年的调整后，这一课程将不再开设。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不久，国家教委印发《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两课”教学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心内容，要“编成教材，进入课堂”。

　　为了使这次改革能够顺利进行，教育部曾组织高校在北京开会讨论，最初的意见是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课程调整为“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一位参加过此次会议的大学教授说，“但这个想法最初贯彻难度比较大。”

　　最终的决定是先试行一年，复旦大学再次成为试点，开设了“邓小平理论”课程。

　　1998年，此课开始在全国推行。同时，为了加强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中国革命史课也相应调整为毛泽东思想概论。这次的课程调整方案又被称为“98方案”，一直沿用至今，影响了8届大学生。这一方案将于2006年9月1日终止。

　　“这次最新的调整，‘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事实上将前几代领导核心的思想，都按历史地位，综合放在一起了。”一位政治学研究者这样分析。

　　新的调整，或许只意味着拨动了下一次课程调整的倒计时，倪大奇说，马克思主义教学还需不断完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渠道很多，不仅仅局限于高校的政治理论课，其实学时、课程比重都不是重点，关键是要讲实效、讲科学。只学习理论课不代表你就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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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校园中的毛主席像，在高校中政治学习是重要的课程CFP／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