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要官别找我”毕竟只是“一个人的经典”

　　作者：胡光荣

　　7月下旬，中共陕西宜君县委书记熊晖在休息室大门张贴的一张“告示”，在该县政坛掀起不小的波澜。为防止部分干部在乡镇领导班子换届之际跑官要官，防止个别领导干部说情当“说客”，“告示”坦言：要官别找我。（8月9日新京报）

　　在某种特定的社会生态背景下，圈内“核心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一言一行、一个正常或“反常”举动往往都极富意向含蕴。从期待官员选拔程序“风清气正”的民主角度看，熊晖书记的告示无疑再正常不过了，他用个性化语言表达和阐释的，与中共党章、与党员干部选拔任用规则、与地方组织条例等所再三强调的民主方向、程序无不吻合，可是这样一个众所皆知的组织规则再说明，为什么会掀起偌大“波澜”呢？

　　其实，个中机锋皆在那一纸义正辞严的明白告示中。“要官别找我。”这是很值得咀嚼的一句。它极有硬度地宣示着一位地方党委一把手的决然姿态，那是不容妥协和质地凛然的。可是透过它所坚守的方向“罗盘”，我们仍能隐约触摸到一些深层次的模糊元素。一个县委书记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张贴“示官”告示？很显然，熊晖书记没必要为了一二个跑官者而如此大动干戈，它无疑意味着其已不堪其扰。当跑官要官成为地方换届时不可遏止的一股汹汹暗流，当各种形式、各种名目的人情攻势以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的“旁门左道”方式“死缠滥打”时，如同身处闹烘烘赛场的裁判，如同居于浊浪拍打中的一块孤独礁石，他除了无奈地掏出黄牌高高举起，除了以坚硬的方式试一棒喝，他还能怎样有效地应对或遏阻？

　　一个人，一份权力，一群追逐和追捧者，一张黄牌。一种无奈。这便是“换届期” 县委书记的生活原生态。它无疑是很有代表性和参透力的。在某种社会潜规则意识里，书记可能意味着权力（特别是干部人事权）的“操盘手”，谁都明白，书记很可能有着正义和规则的“杀伤力”，试想，如果一个钻营者撞上了一位不与苟且、甚至见之逐之的正气书记，他的政治代价极可能是致命的。有着这种种未知的风险，为何跑者要者钻营者仍不绝如缕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在同一个政治运作环境下，占据数量优势的候选者大多在“跑”和“要”，这股暗潮给资历、能力处于劣势的候选者一个明白无疑的心理选项：你只有以突击的方式跑和要，否则按照公平和民主的程序，你几乎没有任何机会，于是他会选择更疯狂的跑与要；而当跑要者获得了他们想要的，哪怕其仅仅只是少数、仅仅只是个例，它的灰色导向效应将被空前传播与放大，在它的反衬与浸染下，试问：有几个谨守程序的候选者会选择无动于衷？会选择继续“公平”地竞技下去？

　　更何况，在逐权钻营者看来，一个“黄牌”书记的拒绝，也许并不意味着最后的闸口拒绝，不意味着游戏规则的终极拒绝。“要官别找我。”绕开这块礁石，是否还可以找上另外的现实捷径呢？以一种并非不现实的方式忖测一下：假若跑者要者找上了另外的权力“大枝”，假若另一手“登龙术”沉重得连书记都无法推开，“黄牌”之后的竞逐游戏归宿会是什么？从前不久曝光的甘肃甘谷县长离任前对大批“人情户”、“关系户”的突击提拔和调动，人们看到了权力秩序之外扭曲攀爬着的现实“无奈”。

　　即便熊晖书记的“黄牌”举得再高，即便他狠狠地掏出了“红牌”（很遗憾，有组织程序“违规”之嫌），即便他这块规则礁石永不动摇、永不沉没，我仍然只能遗憾地说：那一页薄纸所传达、所拒绝、所承载的，仅仅只是“一个人的经典”。它不具有有始有终、坚定持久的约束力和威慑力，相反，它再次暴露了体制内秩序的乏力与缺憾。

　　在法治和民主的社会生态背景下，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种制度的经典、一种秩序的经典、一个公平、开放、自由竞争的平台和理性、平等的公秩流转环境示范下的经典。对于所有公民而言，它的经典价值在于说服力和向心力；对于权力场域的流动者而言，它的经典意义在于约束力、导向性和警示效果；它让跑者要者的旁门左道无所施展，它让所有的公权力裸露于监督秩序之下，它会自动挤干所有权力的水分，它让任何一种权力没有溢出价值、没有寻租空间，它令所有持有者警心惕行、克己奉责，那些哪怕最激情、最决然的“一个人的经典”式的护权表演，在它看来都是多余的秩序“赘肉”。

　　审稿：刘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