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腐败有没有正功能

　　作者：殷辂

　　抽大烟成瘾，身体就会产生病态的“生理需求”，如果不加判断而孤立地分析它的功能，抽大烟就会具备提神等“正”功能；一个蛮不讲理的壮汉依靠拳头征服了一个群体，如果从“现状”出发，这种行为就具备了维持群体秩序的“正”功能。这些所谓的功能分析虽然不会被正常人接受，但在一些思维复杂的学术家那里却非常流行。比如“洪水能促进经

　　生了病而不及时治疗，身体就会在疾病的刺激下形成新的病态的平衡，如果将病态当成“健康”，那么疾病就成了病态系统必不可少的环节，对维持系统的运行发挥着重要的“正”功能。如果将病态下的局部亢进看成是“发达”、“强壮”，那么这种所谓的“正”功能也就更加明显。可见，类似于腐败这样的社会疾病之所以具备“正”功能，并不是因为运用了系统分析的方法，而是对系统病态的确认，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取舍的过程。对病态作“合理化”处理或脱离整体而追求局部或短暂之“利”，才有可能发现腐败所谓的“正”功能。比如，一个不孝子孙在长辈得了眼疾之后不愿意帮他治疗，反而说这种疾病能够刺激人的触觉发达，就是运用了上述的方法。令人不解的是，不孝子孙的逻辑在一旦变成学术语言并从学术家嘴中说出，似乎就有了“科学性”。“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这样的观点比前面所说的不孝子孙有过之而无不及，已不仅仅是为“不看病”找借口，而是为了实现触觉发达的“改革”目标而故意弄坏眼睛。

　　为了弄清“腐败功能论”的本质，我们来全面看一下学术家所谓腐败的“正”功能究竟是什么?

　　第一个“正”功能是，腐败可以瓦解旧的政治或经济制度，从而达到创新、转型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这种观点来源于亨庭顿，他将一定程度的腐败看成是“踏上现代化道路值得欢迎的润滑剂，可以帮助传统国家实现现代化。”这种专门为“旧体制”国家或地区定做的理论在国内不但被反复传唱，并且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为了实现“转型”、“改制”的目标，一些人竟然将腐败说成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主张用腐败来“购买”公权，这种对“转型”的偏执与那些不顾一切坚持变性的男人极其相象。使用雌性激素可以使男人“女人化”，一些损坏社会机体的社会激素也可以帮助一个社会迅速具备“现代”形态，但这种“功能”发挥的越好，肌体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大。迷恋于“现代化”、“规范化”的形态，将一切问题归咎于没有改变形态，这种“变态”心理不克服，必然会得出违背常识、颠倒是非的结论。

　　第二个“正”功能是能够促进竞争、提高效率。“因为它能打破生产和市场的垄断以获得机会和资源，而参与打破垄断的寻租竞争要支付高额贿赂，企业就必须有效率以保证利润。”(纳森尼尔·里夫)这种可能是在评职称的压力下“憋”出来的“见解”在国内竟然也有相当的市场。按照这种逻辑，穷奢极欲应该最能促进效率，没有效率以保证利润，怎能满足放荡纵欲的生活？

　　第三个“正”功能是可以缓解社会运行中的冲击。享廷顿认为，非法向权力体系提出要求的主要方法有暴力和行贿两种，行贿是和平的方式，它与改革一样，可以起到维护政治体系的作用。“贿赂本身可能代替改革；而贿赂加改革也可以代替革命。”只要掌握财富的权贵可以用向政治权贵行贿的方法来满足自己的要求，他们就不会用金钱去资助推翻政治制度的暴力企图。这种“权贵政治”的逻辑是发现上述“正”功能的基础。腐败为权贵提供了满足其私欲的“和平”手段，但没有条件利用这种手段的民众会怎样？能够满足权贵非法目的、能够“调动官员积极性”，这些所谓的“正”功能都是对着权贵的，与稳定政局有什么关系？稳定了权贵就能稳定政局，这种“权贵”施舍的“稳定”无论怎样符合所谓“帕累托优化”原则，都不可能持久。

　　第四个“正”功能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决策的失误，因为社会各种力量运用各自的手段来反映自己的利益要求，最后可以达成利益的综合。腐败是避免还是造成决策失误？这一点在现实中非常清楚，很多决策失误的背后都有腐败的影子，这在西方国家也非常明显。以腐败的方式表达利益要求竟能够避免决策的失误，这只有经过特殊训练的人才会相信。

　　如果以静态、片面、孤立的方法看问题，任何现象都可以具备一定的“正”功能。饮鸠的“正”功能是止渴，负功能是结束生命；竭泽而渔的“正”功能是提高产量，负功能是再也没有鱼可打。如果学者沉迷在这样的研究中，怎能不被大众所唾弃？咀嚼腐败的“正”功能如果没有特殊的目的，起码也是一种无聊的、自欺欺人的学术游戏，将它用于实践，必然会发挥一个功能，即为腐败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