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精心考证的创新之作――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评介

　　200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诞辰80周年之际，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10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并尽可能的收集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资料，著成《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由日本的岩波书店出版了日文本，因其雄厚的学术价值而得到中国学术界的关注。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诞辰85周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月推出了由袁广泉翻译的此书的中文本，这使广大读者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者都能畅读此书。

　　以中国为主，世界上对中共创建史的研究极为丰富。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秘密成立的，再加上长期的战争混乱和档案封闭，能看到的文献材料不多，很多学者不得不主要依靠回忆录进行研究。这也就出现了正如石川祯浩所说的两个缺点：“其一，以往的研究过分重视回忆而忽视检讨各个回忆的写作过程和它的可靠性；其二，没有充分发掘、利用国外的第一手史料。”有鉴于此，作者在书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一、掌握确凿的第一手史料

　　作者坚持回到历史现场的原则，收集了日、中、俄、美等国的大量资料，有当时的报刊、当事人的日记和回忆录、多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章，更有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档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档案、中共中央档案馆藏档案、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原俄国现代史资料保存中心）资料、俄罗斯解密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有关档案以及私人收藏文献等第一手史料。尤其是作者还首次披露了一些原来无人利用的档案史料，如远东书记处的俄文机关刊物《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和《远东人民》。作者还对史料进行了一些整理工作，如书中许多注释列出了与书中问题有关的研究文章或史料，书后附录还整理出了《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简介（1919－1923）》，成为极好的索引；书后附录中的《日中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基本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文章与日本的关系理清楚了，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史料是史学的基础，尤其是对于至今仍迷雾重重的中共创建史研究，第一手史料更是不可缺少的。作者通过对第一手史料的分析，很有说服力地澄清了不少悬疑。例如，作者通过对《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和《远东人民》的分析，初步阐明了布尔特曼、波波夫、波塔波夫、柏烈伟等来华“密使”的早期活动，并核对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等中共的早期文件。再如，秘密召开的中共“一大”会场突然被警察搜查，很多学者对此进行探讨，基本认为是因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受到警方怀疑而被监视所致。但这毕竟还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供证明。作者引用日本档案材料，证实日本警方当时已经得到大会要在上海召开的情报。作者认为按当时的外交惯例，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来自或者通报给了驻上海的各国当局，上海的租界当局很可能由此加强了警戒，法租界还制定了取缔集会条例。在此形势下，中共一大会场遭到搜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由于第一手史料的来源不同、立场不同、具体历史条件不同等等，常常相互矛盾，各有其说。值得推许的是，作者结合相关资料对第一手史料辨别真伪，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例如，1921年6月，张太雷向共产国际三大提交书面报告，其中提到中共在1921年3月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到1921年5月中共已有7个地方组织。作者考证张太雷的行程，指出他离开中国的时间，至迟不会晚于1921年1月，不可能直接了解他赴俄后中共的情况。那如何解释张太雷报告中的这些内容？作者提出两种可能：一是张太雷捏造了并不存在的事实。在共产国际三大前后，有江亢虎的社会党和姚作宾的“共产党”等几个组织的代表同时出现在莫斯科，争夺共产国际的承认而获得正统地位。在这样的争夺中，张太雷的报告夸大其词或煞有介事地加进一些数字和成就，是有可能的。二是张太雷在1921年初进入俄国之后，又得到了最新情报。相比之下，第二种可能不能消除所有疑点，第一种可能更合理一些，总之不能无条件地全面相信张太雷报告。国内有些学者根据张太雷的这个报告进行了不少研究，但都没有结合这个报告撰写时的背景材料来进行考证。如此看来，张太雷的这个报告及其相关的“三月会议”等，都不能成为定论，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二、注意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

　　任何学术研究，都要注意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能集众人之长，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作者在书中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全面概括历史事实。如苏俄的对华工作分为好几个系统，既有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共产国际系统，也有外交方面的外交人民委员部系统，还有俄国共产党的系统。再加上1920年4月在原俄国远东境内成立的远东共和国，其外交部门和地方党组织相互间没有充分协商就分别加入了对华工作，使得情况更加混乱。作者依据索特尼科娃报告（马贵凡编译的《负责中国方面工作的共产国际机构》）、阿蒂贝克夫等编《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1919―1943）》、堀江则雄的《远东共和国的梦想》、山内昭人的《早期共产国际的组织结构(二)――东亚部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1918―1920）史料集》第1部等等研究成果，将这些对华工作机关的沿革做了一个概述。作者的论述还不是很全面细致，但能说明其中主要变化也殊为不易。

　　第二，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补充自己的观点。例如学术界对中共一大代表的人数较为关注，有很多的研究成果。作者在书中依据这些研究成果进行论述，并辅以若干补充。由于对包惠僧参加会议的资格解释不同或对何叔衡是否参加会议的认定不同，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问题出现了12人和13人之争。作者认为“包惠僧是指派代表”、“何叔衡未出席大会”的说法都理由不足，概观各种回忆录，出席中共一大的都应该是13人。只是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写成的两个资料即俄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和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都主张是12人。为何会出现这个差异？作者认为蜂屋亮子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的重译与对大会会期和代表的考证》一文中提出的观点有说服力。蜂屋亮子提出由于陈公博中途离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执笔者就把他排除在外，而且陈公博在硕士论文中也没有把自己包括在内。作者还认为陈公博也有可能记错数字。这些解释倒也能说明目前关于一大代表人数资料的矛盾之处，是相关研究中较为新颖的一种观点，值得关注。

　　第三，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例如，关于共产主义组织的前身，魏金斯基报告中提到的是“革命局”、“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等组织，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提及的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同盟”等，20世纪90年代初发现的俞秀松日记又提出一个“社会共产党”的组织。对这三种资料存在的不一致，有些学者专门进行了研究，如杨奎松认为“革命局”是“社会主义者同盟”派生出来的，也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而不一定是“社会共产党”；金立人则认为“革命局”是“社会主义同盟”的领导机构，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两码事。作者指出这两位学者观点的各自缺陷，认为“社会共产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革命局”是同一个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改造联合”实际上也是一码事，是由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魏金斯基等所处的角度和语言环境不同而出现的四种表述。作者这个观点还是有不少漏洞，这些中共早期组织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这么简单，已有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提出“革命局实际上是直属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具体负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机构”。当然，作者这个观点注意到了各方语言表述立场的不同，有一定的合理性，称得上是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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