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精心考证的创新之作——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评介(2)

　　三、扎实的考证和分析

　　作者撰写此书，总体上倾向于考证。这突出表现在作者对回忆录的看法上。作者认为这些回忆录中难免有记述错误或误解，甚至存在主观判断造成的偏颇。因此，回忆录虽然在了解当时的氛围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要通过它们来确定具体的时期或事件，却大有值得商榷之处。作者在书中还以董必武的回忆录为例，考证了董必武回忆录的执笔过程、董

　　作者以第一手史料为主要依据，具体分析包括回忆录在内的资料，考证得出了很多结论。例如，“渊泉”是当时《晨报》记者陈溥贤的笔名，而不是很多学者认为的李大钊。再如，对于中共一大会期的研究是一个热点，作者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共一大可以确定在1921年7月23日召开，只是大会闭幕日期不好确定，学术界仍然有“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几种见解。驻赤塔的赤色工会国际全权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一封信是谈到大会闭幕日期的惟一文字材料，其中认为大会于8月5日闭幕。作者认为，在7月30日因租界警察搜查被迫中止的大会，如果五天后（即8月5日）才又重新开会，这显然不自然。按常识讲，斯穆尔基斯的信是基于来自中国的报告写成的，8月5日是中共一大原定闭幕日期，斯穆尔基斯接到经由伊尔库茨克转来的报告，就以为大会已经按7月23日至8月5日的预定日程举行了。依据《申报》报道，8月1日嘉兴起暴风，受暴风袭击的嘉兴车站和电话线的抢修作业一直持续到2日夜，而参加嘉兴南湖会议的代表没有任何人谈及这场暴风灾害。这意味着，南湖会议并不是8月1日或2日召开的。因此，最自然的推断应该是这样的，即30日夜警察搜查之后，第二天（即31日）会场移至嘉兴南湖，在那里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综合相关研究来看，中共“一大”于7月31日闭幕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由于中共创建史的第一手资料仍较为稀缺，一些问题目前还不能考证出定论。对此，作者如实地进行交代，提供相关线索，供读者了解。例如，毛泽东曾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指出，他第二次在北京（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时，“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就是这三本书之一。作者对此特别指出：此时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尚未出版，但据罗章龙在《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文中说，《共产党宣言》的汉译本，除了陈译本外，还有当时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译自德语的油印本。但这个译本没有保存和流传下来，因而难辨真伪。

　　四、宽广的研究视野

　　作者在书中除了大力进行细致的考证，还拥有宽广的研究视野。作者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下展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当时以共产国际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环。国内诸多研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国际视野关注相对不足，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较为中肯的研究，值得借鉴。

　　无论在哪个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是成立共产党的最重要的必要条件。作者认为：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首先借助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后借助了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接受苏俄的影响，并逐步将其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理论支柱。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日本的关系而言，是此时期复苏的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向中国渠满而溢，也是近代西方思想以日本为中转站在东亚传播的历史的重要一幕；而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与欧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世界性的“思想链条”的一环。为此，作者具体考证了中国知识分子翻译出版日文和英文的社会主义书籍、文章等前后过程，如《新青年》1920年大量转载美国《苏维埃?俄罗斯》周刊文章、《共产党》刊载欧美共产党的纲领、宣言等的经过，甚至《新青年》第8卷第1期以后的封面图案模仿了美国社会党党徽，《共产党》也模仿了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杂志《共产党》的封面装帧。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者认为不能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观点来考察，而必须从东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宽阔视野来把握。成立共产党必须在何种程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定的标准；而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工人运动的规模，也不是直接左右各国共产党成立时间的要素。因此，单就成立共产党的或迟或早来看，决定因素在于与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接触是否便利。东亚由此沿着朝鲜、中国、日本的顺序先后成立了共产党。同时，作者也认为：如果中国自己不愿意成立共产主义组织，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得再广泛，或者苏俄和共产国际再做工作，也不会产生共产党。因此，以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陈独秀为中心的激进知识分子们，才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历史的主人公。作者还对国外较为流行的“中共是早产儿”观点不以为然，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这一特定的时期里，共产党在许多国家相继成立，中共的成立是这一历史现象在中国的表现。作者总结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结合的结果：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日本恰好重新复苏并传向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础(天时)；来自苏俄的积极推动由于陆地相接而成为可能(地利)；五四运动后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结(人和)。

　　当然，在第一手史料不甚充足的情况下，进行如此浩大而繁琐的考证，本书难免有所不足。如对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未能参加中共一大的原因，作者认为“这只能是因为共产国际代表急于召集大会”。这个结论似过于武断。有学者指出，在当时许多党员眼里，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性的组织已于1920年成立，中共一大的重要意义是后来赋予的，因此当时陈独秀和李大钊对一大不是很重视，而未能出席。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再如，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就是1920年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以及《共产党》月刊的创刊”。这个观点似有些简单。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的成立并不是只取个名字就可以了的。早在1912年，《民权报》和《盛京时报》都曾刊登“中国共产党”招募党员的广告。可见，判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能只看这个名称的出现，而更要看相应的组织和行动。中共一大召集了全国的代表，制定了党纲，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设立了中央局。所以，把中共一大的召开作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是有其道理的。

　　另外，作者在书中对中国国内的史学界，尤其是中共党史学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如“不关心散落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资料”、“疏于考究某一记述的出自和渊源”、“对这些国际契机至今仍缺乏关心”等。适当的学术评论对于学术研究是一种促进，作者的批评是出于对中国国内研究不足的认识，但因缺乏对中国国内研究状况的深入了解，评价有失公允。一些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反驳。鲜为人知的是，作者在出版中文本时写了一篇序言，由于差错而未能出现在中文本里。在这篇序言中，作者认识到日文本对于中国国内研究评价的不妥，“有点太片面”，并做了一些纠正，这种态度是可取的。作者与小野信尔等日本前辈学者长期以来，透过史学界，坚持日中友好，做了不少实事。作者的研究对推动中国国内研究还是很有裨益的。

　　通观作者的整部著作，充分体现了作者长期研究的学术积淀，尤其是作者对史料的严谨态度，对考证方法的重视和灵活运用，保证了这部著作为中共创建史研究带来了新资料、新内容和新观点。当然，由于中共创建史的研究受资料所限而显得较为困难，很多问题并不能一下就考证清楚，作者在书中的一些观点还需要继续探讨。但是，总的来说，这部著作对国内的中共创建史研究很有帮助，一定能启发和推动中共创建史的进一步研究。（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北京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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