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4)

　　所谓一个实践成果，即探索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思想是逐渐明确和丰富起来的。1981年的《历史决议》，通过总结建国30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初步概括，指出党已在逐步确立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1982年的十二大，邓小平强调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同时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党探索的道路有了科学称谓。自此以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凝聚

　　所谓两大理论成果，首先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基本上是与概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同步的。这是对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从不同层面作的概括。1981年的《历史决议》，初步概括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点，可视为邓小平理论的原始雏形。邓小平在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为后来概括邓小平理论明确了主题。据此，十三大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对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作了归纳，使这个理论有比较清晰的轮廓。对邓小平理论的最后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南方谈话”既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疑虑，又提出许多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以新的观点和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南方谈话”，既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之大成，又标志着邓小平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十四大以“南方谈话”为基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条件、基本内容和伟大意义展开论述，将其定名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四大首次确立了这个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高度评价它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过十三大、十四大的理论概括，1997年的十五大，正式使用“邓小平理论”称谓，并对其作了新的阐述。十五大强调：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它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样，全党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进入一个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理论成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当历史进入千年世纪之交，党对当代的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发生的变化有了新的认识。就我们党来说，早已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变成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自身的状况和肩负的历史任务，都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对于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三个代表”，就是“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使党的执政具有更加强大的物质基础、精神基础和群众基础，从而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2000年春天提出后，经历了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对其历程发生重要影响的，有这样几个关节点：一是2000年2月江泽民的广东之行，首倡“三个代表”思想，提出了它的基本要求。二是同年5月江泽民的华东之行，论述了它的重要意义，号召要把它贯彻到党的全部工作中去。三是在同年10月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党的各项工作，要以是否符合“三个代表”要求来衡量，将认识作了新的提升。四是2001年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对它进行全面深刻的阐述，并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状况的巨大变化，回答党的建设遇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论断。经过“七一讲话”的理论建构和展开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了理论体系。五是2002年的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明确定位。经过两年多的阐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立论依据、科学内涵、基本要素、传脉关系、精神实质、体现途径、历史地位等问题，都得到比较充分的说明。在全党广泛认同的基础上，十六大将其确立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指导思想。怎样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从中国共产党的视角看，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它的理论传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原生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其他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一样，也具有属于共性和个性两部分内容。所谓“一脉相承”，即是后继理论将其共性的“基因”加以辩证的吸收，使之代代相传。所谓发展，即是将原生形态或前一形态理论中的那些属于个性的成分，根据社会历史的变化、革命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进行改变，产生新的个性元素，与继承下来的共性“基因”重新组合，从而形成与时俱进的新理论。列宁主义被认为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可视作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从毛泽东思想始，其后的传脉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毛泽东思想系统地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在中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包括革命转变理论）的伟大创新。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比较系统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治党及至治国的理论，对“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作了科学总结。它直接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既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又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这样的执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规律，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特别是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伟大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和深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方面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前推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另一方面又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两大战略思想。这两大战略思想，在实践上有助于我国在战略机遇与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以更加宽广的眼光，立足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新局面；在理论上进一步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化的新成果。

　　85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波澜壮阔，绚丽斑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今后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邓小平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当然，“中国实际”的内涵会愈益丰富，“结合”和“切合”的方法会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会愈走愈宽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将以不断地反映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而向前发展。（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北京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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