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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3)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11日10:59 人民网

  (三)如何理解建国后29年的历史发展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

  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最初是十三大。那时主要是讲探索出两条有中国特色的道路: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找到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找到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

认识,主要是从实践层面讲的。十四大提出党领导两次伟大革命的思想。第一次伟大的革命不仅仅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包括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第二次伟大的革命,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目标是将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与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的下限有一个时间差。前者到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后者到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讲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大体上延伸到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获得两方面成果。就实践成果言,如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讲的“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就理论成果言,是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它作了概括。这个新概括包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正确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在总体上回答了中国如何革命和实现革命转变、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说这段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是因为党已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指出:我们有了初步的实践,又有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国情出发,在结合上下功夫,“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3页。)在1962年初春的讲话中,毛泽东要求“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28~829页。)这表明,党要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出。

  如前所述,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时已有良好开端。如果探索成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就应该从这时算起。但接踵而至的历史发生大的曲折,出现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失误,这个理论的起点没能变成历史的现实。不过,从1956年八大开始的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论取得的成功还是经历的挫折,都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重要准备。这个准备,从总体上看,最重要的是:

  1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党继续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有根本的政治基础。2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工农业生产曲折发展,终究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在新阶段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根基。

  3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1957年后探索的偏离和“文化大革命”的迷误,首先是思想路线的偏离和迷误。那时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往往从本本出发乃至个人意志出发,思想僵化,探索陷入歧途。“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促进广大人民群众觉醒,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和群众基础。

  4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参照。这个时期的探索提出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政策思想;积累的实践经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文化大革命”前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都是继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5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宝贵的干部资源。在20年“左”的错误期间,尽管许多干部受到迫害,但后来得以幸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使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有重要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基础。这诸多方面,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的发展犹如环环相扣的链条,不管每个历史环节所起的作用如何,但没有这个环节就不可能形成历史之链。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伟大革命,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党的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也有28年。这28年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若干小的阶段。对此,党史界有不同分法,作为学术问题可以继续研讨。由于历史还在发展,即使是得到认同的分期也会有调整和变动。

  笔者有一个初步想法,即将这28年的历史分为“两大四小”阶段。

  所谓“两大”,即将这28年一分为二,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界,前14年为一个阶段,即“拨乱反正,全面改革”阶段;后14年为一个阶段,即“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为什么要以“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作为划分两段历史的界碑呢?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党和国家又面临一个重要历史关头,“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排除干扰,牢牢地把握住航舵,决定改革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前进。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抉择,从此中国的发展驶入新的航道。否则,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有今天——到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万亿元,跃居世界第4位。“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的作用应当凸显。

  所谓“四小”阶段,即上述两个阶段的前14年和后14年各自又可一分为二,这样就成为四个小的段落:(1)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十二大前,这4年可视为“拨乱反正,改革起步”阶段,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改革”,初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9页。)(2)从十二大至1992年“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前,这10年可视为“全面改革,治理整顿”阶段。前5年,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从对内搞活发展到对外开放;后5年,着重治理整顿、协调发展,为经济和社会沿着健康方向前进夯实基础。(3)从“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到世纪之交的7年,可视为“深化改革,加快发展”阶段,明确了改革目标,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4)从2000年至今,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划分,不是单纯地按照党的会议,而是既考虑党的会议确定的任务又考虑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综合把握。每一小段的称谓,既参照党的文件说法,又有个别调整。

  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怎样解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8年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时期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是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党在领导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革命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开始更加强烈地注入“当代化”元素。作为这场伟大革命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一直很明确,一方面反复强调: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另一方面不断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的鲜明的世界眼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将“当代化”元素注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原生态”。为了使这场新的革命在融入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全球化大潮中健康运行,邓小平还形成了领导这场革命的步骤和方法的哲学之道,强调改革开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试验”,有很大风险,采取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敢闯新路,又要努力求是;小错误难免,大错误要避免。在这场革命中,党始终注重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和新鲜的、中国的和外国的、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个飞跃还在继续,目前已获得一个实践成果、两个理论成果。无论实践成果,还是理论成果,都包括“民族化”和“当代化”两个内涵。

  (中共党史研究授权人民网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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