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2)

　　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曲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既有重大胜利又遭受比较多的曲折和比较严重的挫折的一段历史。对这段历史怎么认识，尽管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结论，对许多重大历史

　　（一）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历史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新篇章。怎样建设新中国？根据《共同纲领》，新中国头三年是建设新民主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一个比在根据地局部的发展更为全面、形态更为完备、模式更具典型意义的新民主主义高级阶段。到1952年，遭到严重破坏的各项事业初步恢复，国家的经济状况超过历史最好水平。这时，党中央对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作了新的思考，提出并实施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一新理念，将原来设想的先工业化后集体化和国有化，改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从1953年开始，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同时，到1956年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初步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总结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明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基本解决，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要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15～316页。）这是党对现代化思想的初始表述。八大前后，党还提出许多新的方针和设想。这个时期是党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从1957年夏天以后，由于对在帮助党整风的运动中的攻击性言论作了过度反应，党在反右派斗争中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对八大明确了的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逆转。此后，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它包括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好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好的实践经验。这除了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探索成果外，还有1959年庐山会议前八九个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纠正、1960年冬后几年调整取得的积极成果。另一个是错误的趋向，这是指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急于求成，超越历史条件，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发展造成极大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二是政治领域形成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发生了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意识形态的大批判运动。在这10年中，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趋向交错发展。一方面，由于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的努力，为国家打下了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定物质技术基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另一方面，错误的发展趋向后来压倒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致使“文化大革命”爆发。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陷入严重迷误。广大干部被打倒，各级党委和政府机构长时间瘫痪，社会极度混乱，国家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但就党的指导思想而言，实际上也存在两个发展趋向。尽管错误的发展趋向在10年动乱间的全局上占着主导地位，但在“文化大革命”前积累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还在艰难地发挥作用，因此，对“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形式和各种程度的抵制和抗争没有停止过。特别是两度在毛泽东支持下由周恩来在1972年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和邓小平在1975年领导的全面整顿，曾经遏制了社会动乱，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有所好转。在对外关系上，尽管也受到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干扰，但绝大部分时间坚持了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顶住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安全，外交格局有重大新突破。正是由于这个发展趋向的努力，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和抗争的力量日益发展，最后由代表这个发展趋向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内乱。此后，虽然出现“两年徘徊”，但历史前进的潮流不可阻挡，最后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实现党的历史又一次伟大转折。（二）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对29年历史的解读

　　新中国成立后29年经历的曲折和挫折同此前28年经历的曲折和挫折，作为总结历史教训，对两者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它们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

　　两者相同的是：第一，党的领导没有经验，都是在探索过程中犯错误。第二，两个时期主要都是“左”的错误。大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前期虽有右的错误，但土地革命战争前期连续三次“左”的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最为严重。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主体错误也是“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其时间之长超过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第三，两者错误的内涵就思想路线而言都带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性质，尽管其具体形态不同。大革命后期和土地革命前期的主要错误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经验主义成为教条主义的俘虏。建国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乃至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错误，既有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误解或教条化的问题，又有习惯于将革命战争年代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照搬的问题；“大跃进”就是用过去群众运动的办法搞经济建设。就此而言，党在建国前后的错误，其思想方法有相通的一面。

　　两者的错误又有很大的不同。一是建国后党在全国范围执政条件下的失误，其危害和影响比过去要大得多，其承受和克服错误的耐力也比过去要大得多。在战争年代，党的错误的危害主要在党领导的地区，特别是中央苏区等根据地之内。建国后，党作为执政党，其错误则会危害整个国家。二是建国后的许多错误是在批判苏联模式过程中犯的。过去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苏联经验神圣化；建国后两大错误都与“以苏为鉴”有不解之缘：“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引发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使中国不走苏联“蜕变”老路，要“反修防修”而发动的。三是建国后的错误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犯的。过去为害最烈的“左”倾领导人犯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山沟里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视为“狭隘经验论”。建国后党犯错误时则不然，其指导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要努力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这种探索也曾走上错误的歧途。

　　为何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还犯错误？其主观愿望与实际过程相背离的原因在于：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并不等于对中国的真实实际有正确认识。建国后党的失误，无论在经济生活方面还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都是因为党的决策严重不符合那时中国的真实实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如此，反右派斗争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莫不如此。正如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认识所讲的，开始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随后补充道：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同此道理，讲“中国化”，也要讲两句话：不仅要讲联系中国实际，还要强调正确地认识和联系中国真实的实际。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来看，只强调“民族化”是不够的，还要与时俱进，讲“当代化”。在革命战争年代，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着重讲民族化、地域性，没有特别提出时代问题，是因为列宁所说的世界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和战争与革命的主题在那时没有改变。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在发生着和酝酿着巨大变化。比如，上个世纪50年代的新科学技术革命，在八大前后，党和政府看到这个大趋势，制定了12年科学发展规划。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虽然在某些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在许多方面抛开甚至背离了时代潮流，像那种“大办钢铁”的做法在根本上是反科学的。那时强调的所谓“中国化”，实际上没有与时俱进而是反时倒退，没有融入“当代化”而是“土法化”。也是在那个时候，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某些方面悄悄地变化，两者除了有相互对抗、斗争和排斥的一面，其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甚至还相互补充的一面渐渐引人注目。那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尽管有的没能把握好方向，但有的却在努力与时俱进。我们国家尽管也迈开改革的步伐，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但由于基本上是封闭半封闭状态，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滞后，因而那时讲的“中国化”没有融入“当代化”元素。这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理解有“教条化”倾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本来是在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斗争中提出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反对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去寻找现成答案，强调它是行动的指南。但自国际共运大论战后，党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解读渐有“教条化”倾向。这不仅强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论争，跟论战的对方一起“讲了许多空话”，而且影响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决策。如1981年《历史决议》指出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某些误解或教条化，使一些决策显得很有“理论根据”，“使我们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这样，在主观坚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而实际所探索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却陷入歧途。这是建国后党的失误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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