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西堤财富汇聚

　　史料记载，1932年统计，荔湾地区就有银号300多间，占全市银号总数一半，而在十

　　撰文 许俏文

　　摄影 王维宣

　　孙中山亲手创办中央银行

　　1904年起，广州先后设立了具有地方银行性质的官办广东官银钱局、中央政府官办的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广东分行、商办的大信银行等。民国成立后，按照西方银行模式组织和管理的中国人自办的近代银行在广州迅速兴起。不过，当时广东政局不稳，官办银行变化很大：1912年由广东军政府设立广东省银行，1914年5月改为广东中国银行。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滇贵军入粤，造成银行挤提争兑，广东中国银行无法应付，因而停闭。1917年，清末时期的广东官银钱局改为广东地方实业银行，由于营业不景气，于1920年停业。1920年，广东省立银行成立，将广东地方实业银行并入该行。同年12月改称广东省银行，退出商股，改为官办，到1924年8月结束。1924年8月16日，孙中山在广州创立中央银行。1927年10月广州市立银行开业。

　　时移事迁，至今仍保存下来的只有中央银行大楼旧址，在沿江中路193号。这是一座高两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正中大厅的外墙由花岗岩构筑，门口两侧置两只西式风格的石狮，步上石台阶进入营业大厅，大厅上空是椭圆形的透光棚顶藻井，沿藻井四周的楼道建有斯林科式柱子和罗马式柱子，其余外墙刷水洗石米，墙面饰以椭圆形图案。

　　中央银行是孙中山于1924年8月15日亲手创办的，它有权发行纸币。1926年北伐军攻克湖南、湖北后，于1927年1月设中央银行分行于汉口，两地先后设立的中央银行，是为了适应当时革命、军事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宁汉分裂，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根据财政部经济财政会议的决议，国民政府决定另行在上海筹建中央银行。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正式开业，并在取得统治的大中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履行中央银行职能。新中央银行成立后，原在广州的中央银行，实际上已成为地方银行，初时改名广东中央银行，它和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没有任何上下级和继承关系。1932年正式正名为广东省银行。

　　据了解，央行广州分行所以迟至总行成立8年后才在广东设立分支机构，实为国民政府处于无奈——从1929年至1936年，广东被陈济棠所把持，在政治上、经济上长期和南京国民政府貌合神离，甚至公开对抗，蒋介石也徒叹奈何。直至1936年陈氏倒蒋失败，宣布下野，广东归政于中央，中央银行广州分行才得以成立。

　　广州分行成立之时，中国的局势已十分危急。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开始全面进攻中国，大片河山一天天沦入敌手。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侵略锋芒直指广州，形势十分危急，央行广州分行急忙部署撤退，雇船把可以携带的财物、账册、档案以及工作人员，载经澳门然后退往香港，在香港东亚银行二楼设立中央银行广州分行通讯处，继续营业。该行主要是吸引当时中国政府撤到香港各种机构的存款和办理外汇结算等。这样，中央银行广州分行从开业到撤离不满两年。

　　广东银行总行八成集中广州

　　民国初期是广东省银行业务发展比较正常，新设银行间数最多的时期，大致奠定了广东省市近代金融经济的基础和银行业分布的格局。那时，广东银行业的分布极不平衡，高度集中于广州市。当时全省先后创立的十多家银行，除了南海大信银行、琼崖实业银行、中山民众实业银行等外，其余总行都设在广州，占银行总数的80%，据1936年统计，当时全国立案银行共164家，其中广州有7家，居各大城市第4位。

　　广州众多的银行中，唯官办银行在国内同业中具有较强的实力。据统计，1937年全国共有地方官办银行26家，资本总额为7688.3万元。其中广州就有4家，资本总额约为3400万元，占国内地方官办银行资本总额的40%以上。而商办银行不仅数量少，财力亦极其薄弱，只有几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并且经营时有困难，业务难以拓展，在社会经济中影响不大。

　　官办银行其规律是随政潮而转移，尤其是民初十年间，由于政局不稳定，各官办银行均寿命短暂，至多只能勉强维持几年时间，最短命的甚至仅一个多月就夭折。官办银行一般都有发行纸币的特权，但其信用不佳，都曾惨遭挤兑风潮打击，倒闭多是停兑而无法维持正常业务所致。每遇银行倒闭，即有失去流通的大量纸币弃之于市。军阀官僚政客由此发财，银行操纵金融行市投机牟利，商民血汗蒙受惨重损失。

　　广州市银行业放款利率特别高，据清末民初调查23个城市，放款年利息的平均水平为12.5~14.8厘，而广州则达18~36厘，是国内银行放款利率最高的城市。这就极大地制约了产业资本的发展，由于金融高利贷之驱使，社会流动资金大量投入公债、赌博等投机活动，使本已不健全的社会经济制度更陷于畸形状态。

　　由于民初广东社会及政局的复杂多变，决定了广州市各银行的性质及其作用殊异。官办银行多数都成为军阀官僚政客相互混战、抢夺地盘实行封建武装割据、鱼肉商民中饱私囊的金融工具。而孙中山国民政府所创办的中央银行，则为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提供了巨大的财经支持。

　　滥发纸币 加剧通货膨胀

　　1923年1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宣告下野，孙中山于1923年2月4日在广州组织革命政府，但大元帅府的大本营政令不出广州。当时，群雄割据，飞扬跋扈，各自为政；开烟开赌，私铸毫银，因而广东财政金融紊乱。

　　那时，香港可以自由定居，自由经营工商业，广州与香港毗邻，穗港两地居民来往十分便利，很多商人便往香港经营工商业，以至香港居民及工商界90%以上是广东人。而在香港外国人经营的银行，有汇丰、渣打、有利等，尤以汇丰银行为最。他们资本雄厚，经营得法，信用昭著，尤其是不受国内政潮的影响。因而，香港纸币渗透广东全省各地，人们视港币为贮藏财富的最好手段。

　　二十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中国因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白银不断外流，银本位币制难以维持，国内的货币发行也未趋统一，杂乱不堪。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同时禁止银元在市面上流通，并强制将白银收归国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000亿元。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州的公私银行、钱庄共有100多家。另外，还有几百家金店和变相金融机构（如投资公司、贸易公司、置业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随着内战不断扩大，国民党政府财政支出特别是军费支出急剧上升。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求助于印钞机，大量发行纸币。由于滥发纸币，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如脱缰野马。1947年10月，广东省政府统计处发表了广州市10月中旬物价指数，比战前物价水准上涨了64500多倍，即战前1元币值等于目前的64500多元，亦即目前1万元，实际只值战前的1角5分5厘，法币彻底崩溃。

　　在法币陷于崩溃变成废纸的情况下，1948年8月，蒋介石下令实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取代已崩溃的“法币”。蒋介石妄想利用“币制改革”的手段，来挽救危机四伏的财政金融问题。但是，金圆券的崩溃比法币更快。100元、500元、1000元、1万元、5万元、10万元、50万元大钞，相继发行。金圆券既没有准备金，发行又无限制，结果通货膨胀比以前更快、更猛。

　　在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当晚，广州市引起了金融动荡。金圆券发行了只有三天，广州市物价就上涨了一倍。1949年5月7日，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发行面额10万元金圆券大钞达5000亿元。截至1949年5月25日，金圆券发行总额高达80万亿元。金圆券的贬值速度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超过法币在14年内贬值速度的100倍。金圆券发行仅仅9个月，就变成了废纸。

　　1949年7月，国民党政府在广州又发行了所谓“银圆券”，以伪银圆券来搜刮人民手中仅有的一点银元、粮食和物资。在此期间，广州市金融动荡，物价猛涨，工商业大批倒闭。当时有“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的说法，各类资本转向投机事业。此时，广州有银铺400~500家。虽然有按西方现代银行管理方式正当经营银行业务的，但大多数却干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的勾当。仅找换货币的一进一出就要收取高额的手续费，所以人们直呼其为“银虱”或“剃刀门楣”。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以便混水摸鱼，军事上或政治上稍有风吹草动，便谣言百出，严重影响政府的税收及财政的稳定。

　　广州金融业，在最黑暗的时刻等待着翻开新的一页。

　　个人记忆：

　　一出粮即兑港币购物

　　一辈子居住在西关的潘广庆老人今年70多岁了，谈起上个世纪40年代混乱的金融市场局面，潘老仍唏嘘不已，感慨万千：“那真是个疯狂的年代，物价每天都在上涨，货币每天都在贬值。那时，人们一出粮就即刻跑到‘银狗仔’那里兑换成银元或港币。”

　　潘老口中的“银狗仔”正是那些在街边摆张小桌子即成的“小银号”，那时广州金融动荡，许多人开起了地下钱庄，仅一个人，一张桌子便开了一个店铺，专门跟老百姓兑换货币。“最典型的是在十三行，短短的一段十三行街道，竟然开了120家小银号，桌子密密麻麻地摆放在街道两旁。那时，物价每天，甚至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例如原来早上可以买一斗米的钱到了下午就只能买一升米了。因为钱已经不值钱了，所以人不会存钱，一拿到工资就立即到小银号里去兑换成当时比较稳定的港币或银元，或者直接拿去买东西。”

　　因为大的银行不愿意做仅兑换几元的小生意，所以“银狗仔”便格外吃香。但老百姓对于“银狗仔”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它无论货币值是多少，都愿意兑换；“恨”的是它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牟取暴利。所以，老百姓又称它们为“剃刀门楣”，意思是就好像在门口挂了把剃刀，经过的人无论进去还是出来，都要被剃刀刮掉（剥削）一些东西。

　　潘老轻轻啜了口茶，但似乎仍无法从那段疯狂的回忆中抽离出来。“那时西堤和十三行一带是广州最繁华的金融中心，不仅本市的人经常到那里换钱，一些四乡的人乘船路经广州，也会趁中途休息的一小段时间，专门下船到十三行兑换钱，每天都热闹非凡。”

　　1949年广州解放，为了稳定金融，政府出台政策打击黑市钱庄，不准许私自搞兑换。很快，曾盛极一时的“银狗仔”便销声匿迹了。

　　沙河粉的传说

　　清朝末年，广州沙河镇有间小饭店，叫“义和居”，店主王义和，为人老实善良，经常周济穷苦的街坊，可惜他厨艺欠佳，故此他的生意很平淡。

　　一天，王义和正在店中干活，忽然听到门外“劈啪”一声，连忙出去一看：只见一位矮个老人，衣衫褴褛，跌倒在地，面色青白，直冒虚汗。王义和知他是饿晕了，连忙叫妻子阿香端碗粥来给他喝。老人摆摆手，操京腔道：“我没钱。”“老伯，不收你钱，身体要紧，喝吧！”老人接过，喝了一碗又一碗，连声谢谢。王义和说：“老伯，如果以后找不到吃，就来我处吧！”老人再一次致谢，告别而去。

　　从此，老人每隔一两天，必来义和居讨吃，王义和一点都不嫌弃他，两人渐渐熟络起来。有一天老人说：“王老板，恕我直言，你炒的菜搭配得不好，方法也不对。”“咦，你也晓烧菜？”老人点点头，亲自下厨示范。王义和一尝，果然好吃，于是按老人的方法去做，食客个个赞好，生意逐渐好起来。

　　一天，老人又来到义和居，正是饭市时候，但店门关着，王老板病了。老人上前问候，王义和说：“吃什么都没胃口，已两天没吃东西了。”“这怎么成？不如蒸些粉吃吧。”老人磨好米浆，放在大锅上蒸熟，稍凉后揭起粉皮，切成条，用葱花、姜丝调过味的豉油、熟油等抖匀。一碗香喷喷的粉做好了，王义和一吃，又美味、又爽滑，胃口大开，连吃两大碗。忽然灵机一动，不如专卖此粉，岂不是更有特色？于是用白云山水来制，此粉又薄、又韧、又可口，大受欢迎，生意十分兴旺，镇内饮食店亦争相仿效。因此粉是出自沙河镇的，故称沙河粉。

　　王义和不忘老人大恩，带着一包银到他栖身的破庙作谢。但老人说：“现在不怕了，我想返回故乡天津。”王义和始终觉得他很神秘：他从前怕什么呢？

　　看官，欲知矮老人身世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