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善增
《上海六记》，看书名，就使人想起《柳州八记》、《浮生六记》等，给人以散文集的印象。看作者，王琪森，主任编辑，著有《中国艺术通史》，又是位学者，还是书画篆刻艺术家，这样的身份、资历，更加深了这是本散文集的印象。但它却是本中篇小说集，而且是构思缜密、情节曲折、特色鲜明、生活气息相当浓郁的小说集。我想，就凭这一点，也
能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
但从作者自述的创作缘起看，却又是很“散文”的。1992年，他到新加坡去举办书画篆刻壶艺展，画廊老板带他去拜访一位年近八十的老中医，本是去观赏他的书画藏品的，谁知那位久居异乡的上海人与他深情地回忆起老上海的风土人情、生活细节，聊了一个晚上，意犹未尽，临别还叮嘱他要把这些“家底”写出来。“在后来的几天中，我又相继拜访了德高望重、有‘新加坡国宝’之称的学者、诗人、书法家潘受，被称为狮城美术泰斗、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上海美专的画家刘抗，”作者写道，“二位老人都八十开外，他们情系上海，思牵申城，当年黄浦江畔人文荟萃、艺事鼎盛、才俊风流的往事给他们晚年的海外生活增添了岁月的温馨和人生的抚慰，这使我更深切地体会到我所在的这个城市的丰厚底蕴和宝贵资源，应当用文本的形式记录下来。”
他的写作准备主要也是做学问的路数。“对有些往事都作了查考，花了很大工夫。如上海收藏热的三次高潮，上海开埠后从任伯年、吴昌硕到‘三吴一冯’三代海派书画家的崛起及成就，上海书画庄的经营特色及推介方法，上海书画碑帖、铜器茗壶、养虫斗虫的传统做法和行业规矩，乃至当时书画润格大洋和白银比价换算等，为此到图书馆、藏书楼及走访老先生，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其中特别是程十发、唐云、朱复戡、钱君匋诸老给我讲了大量的艺坛轶事旧闻，如发老所讲的老上海书画家办展之事；唐云老所讲的他的八把曼生壶的收藏经过，九华堂笺扇庄的旧事；复戡老所讲的民间印人帮他刻玉印之事；君匋老所讲的名画收藏之事，并给我看了大量的老照片等；承源老专门给我讲了不少有关青铜器文饰、分期、辨赝等方面的知识。”这样周详的准备，如果以他驾轻就熟的“纪实或笔记体”的样式来写，“只要在选材的准确性上下些工夫就可以了”，但他偏偏选择了虚构的小说样式，这是为什么呢？他认为，如果不是写成小说，“书的好看性就会大大削弱，也无法突现那些收藏家面对危难处境及生死考验所展现的高风亮节。”
《上海六记》的装帧设计也颇为古典而大气，配有不少老照片，“突现”了那些收藏家的“高风亮节”。我从中读出一种承担、弘扬人文精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六记除《斗虫记》外，所记都是收藏家。养虫斗虫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是另类的收藏，所以中国人历来将之等视为收藏家。也有一个称谓可以将六记的主人公统而称之，那就是“玩家”。选择“玩家”来突现高风亮节，有深意在矣。这固然与作者的家学渊源密切有关，更表现了作者对中国的人文精神的感悟。中国的人文精神不是张扬的，而是含蓄的；不是刚烈的，而是柔韧的。所以，平时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到生死关头、危急时刻，会坚如磐石、气贯长虹、舍生取义。收藏家都有文人情致，都有文化嗜好，都有精致的生活习惯，有的还富甲一方、养尊处优，但他们以文化传统的承继者、民族大义的担当者自居，故在非常时期都有非凡表现，所以，他们成为在虚构世界中扮演上帝的作者的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