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大自然这个实验室中探索真知”

　　“进步追踪四座移，弹琴髭蟾称大鲵。”这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吴征镒教授追思承钊先生题诗。刘承钊（1900—1976年），动物学家，教育家，我国两栖爬行动物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在繁殖生物学与性行为的研究中，发现“雄性线”；在两栖类自然史的长期研究中发现大量新种属；并对横断山区两栖动物的分类区系与角蟾亚科的分类系统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创的见解。他先后在国内多所著名高校执教，1951年后，出任华西大学校长和四川医学院院长。1955年选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赤子之心

　　刘承钊出生在贫穷落后的山东泰安农村。由于家境清贫，他读过私塾，进过教会学堂。上大学后，半工半读，时读时辍，毕业时已是二十七岁。1931年“九一八”事变，惊醒了在东北大学任教的刘承钊，他更坚定了“读书救国”、“科学救国”之志。1936年日本动物学会请他去参加学术会议，并许诺给予开展科研工作种种便利条件，他断然拒绝：”我不愿到一个侵略自己祖国的国家去为学术而学。”1937年“八一三”抗战后华东受敌，他率领东吴大学生物系部分师生跋涉千山万水，辗转来到大后方四川，加入到四川大学源流之一的华西协合大学生物系。1946年他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完成《华西两栖类》专著，并成为美国两栖爬行动物学会终身名誉会员。他毅然抛弃了国外安定舒适的生活与优越的工作条件，回到了祖国。新中国成立后，刘承钊被任命为四川大学源流之一的华西大学校长、四川医学院院长，肩负起为人民办教育、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重任，并由一个相信“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知识分子，成长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从“青蛙迷”到动物学家

　　童年的他痴迷青蛙，以至人称“青蛙迷”。从年少的痴迷，到成就杰出的科学建树，当中是他的勤奋与努力。

　　大学毕业后，他就致力于两栖爬行动物的科研工作。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两栖动物全是由外国人进行研究，并且以外国学者的名字命名。作为一位中国学者，他深感遗憾和耻辱：“中国科学家有责任用中国人的第一手科学资料开拓自己的科研领域。”

　　“到大自然这个实验室中去探索真知”，刘承钊毕生从事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的研究，尤为注重野外生态的观察。1938年刘承钊踏上了一次极其重要的旅程，这一旅程中的发现及研究，使他跻身于举世闻名的两栖爬行动物学家的行列。他曾数十年间足迹踏遍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等14个省区，其所采集的地域多是鲜为人知的地方。自1938年入川，他几乎每年亲到川西山区去采集蛙蟾蜥蛇。他在1938年发现的“峨嵋髭蟾”（俗称“胡子蛙”）就是一个新属、新种，这是第一次被中国科学家记录下来的一个新属种。当时的川西山区传染病流行，盗贼经常出没，要获得两栖动物的第一手资料，困难可想而知。但刘承钊说：“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两栖爬行动物，使我忘掉了所有的艰难与险阻。”

　　1938年到1944年，他共进行野外调查11次，主要到川康一带，兼及陕、甘、青的部分地区，行程8000余公里。1942年到西康昭觉燕窝塘野外采集，刘承钊罹上斑疹伤寒，当地缺医少药，几乎丧命，历时50天幸得康复。这一期间，刘承钊共发现两栖动物29个新种，并建立了1个新属，对许多种类的生活史做了详尽的观察与研究，比如对于标本的采集地，不仅记述经纬度和海拔高度，而且还对凛冽的急流险滩、光滑的鹅卵石堆、湿热的雨林乃至霜冻的冷杉林等生态环境进行描述，为中国两栖类生活史研究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946-1947年他完成了长达400页的英文专著《华西两栖类》。此书于1950年出版后，在国际两栖爬行学界引起极大反响，至今仍被视为研究中国两栖动物的经典著作。新中国成立后，刘承钊和他的两栖类研究中心，组织研究力量，广泛进行调查研究和野外采集，为新中国两栖类科学研究事业作出新贡献。1961年，刘承钊与夫人胡淑琴根据30多年研究及野外调查积累的资料，编写出版了《中国无尾两栖类》。这部科学著作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被认为是我国无尾两栖分类区系学的权威性著作，因其卓越的研究成果，1988年该书获中国自然科学奖。

　　“我对某项科学，要实践建立认识，并且判定它对人民有用，我就要为之奋斗终身。”1973年，在大雪山麓的宝兴县，他进行了一生中最后一次野外采集，十年浩劫的精神折磨、年届古稀的精力衰弱，虽然使刘承钊显得有些疲惫和苍老，但“回首远看云压顶，低头近见水冲天”的景象，使他焕发了活力。他在日记中动情地写到：“踏遍青山人未老，愿为祖国献余年。七三好似三九壮，采得湍蛙著新篇。”

　　1976年4月9日，刘承钊因急性心肌梗塞与世长辞。在其辞世前一年，仍以滇藏横断山区为念，壮心不已。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吴征镒教授题诗追思承钊先生：“踏遍川康思滇藏，‘我为斯民哭健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