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雷淑容
画家写文章，有点像玩票。写得好的，率性自由，蔑视传统，精灵古怪，都在情理之中。远的不说，近的如黄永玉、黄苗子、陈丹青，写来均幽默洒脱，嬉笑怒骂，不小心就自成一派。而读刘海粟先生的《艺术叛徒》(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4月版)，却又是另一种感受。
最早读刘海粟的文字，是从郁达夫开始的。刘海粟在一篇名为《漫论郁达夫》的怀念文章中写道:“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鲁迅、田汉而外，抗衡者寥寥。沫若兄才高气壮，新诗是一代巨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就深情和熟练而言，应当退避达夫三舍。”这话是刘海粟对郭沫若当面说的，他说，郭沫若听了只是点头而笑，心悦诚服。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深刻之处，不只在于刘海粟的直言不讳和对郁达夫的情深，还在于他作为一个画家对于中国文学和文学家的明察秋毫。比如，他还说“达夫无意作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不独如此，1931年徐志摩去世时，刘海粟在悼文中就用“幽抑清冲”四字概括徐氏散文的特色，也是他，评价陆小曼“美艳绝伦，光彩照人”，几个字就把她写成了绝世传奇。
作为画家和教育家，刘海粟先生实在名气太大，既有“中国文艺复兴大师”的美誉，又被称为艺术界的“狂人”、“怪人”与“艺术叛徒”。他活了差不多一百岁，一生荣辱毁誉，始终站在风口浪尖之上。但是他的文章，却全然没有怪诞反叛之气，也并不任性幽默，相反却忠厚朴实，几无章法技巧可言。第一辑“师友杂忆”，收录了刘海粟回忆康有为、吴昌硕、张大千、徐悲鸿和徐志摩先生等的纪念文章，均为平实的记叙，简朴到几乎可以当史来读。刘海粟眼中的康有为，既是老师，又是朋友，而康有为虽主动收刘海粟为徒，却始终以弟相称，二人互敬互重，书信唱和，以礼相待，可有时竟也诤言相向，比如康有为曾经当着外国友人的面诋毁孙中山，刘海粟忍不住抗辩，康有为先是勃然作色，继而悲从中来，最后竟又兴奋赞赏。这些珍贵的历史细节，刘海粟叙来不动声色，却自有一种朴实的力量。有意思的是关于徐志摩和陆小曼，外人眼中的徐陆之恋是悲剧，是不可理喻的，而在挚友刘海粟眼里，却是轻喜剧，是浪漫的，轻松的，光华灿烂如同天边的一片云彩，其中记载了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故事，几乎可以视做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生态细节。
刘海粟的文章，无论写人记事，描画风景，还是谈艺论画，都非常注重细节。而且他作文没有什么规矩，也不符合散文的文体，信笔写来，如同“流水账”般漫不经心，不只写十上黄山如此，甚至在写到当年的“模特儿风波”和自己的四次婚恋时亦如此。这似乎与他“艺术叛徒”的名声不合。徐志摩曾写文章评论刘海粟的画，他说，海粟作画，自己赏鉴的标准只是一个:伟大。不嫌粗，不嫌野，他只求大。他是一个有体魄有力量的人，所以他的画让人随时能感受到他的胸襟的宽阔，他的意境的开展，他的笔致的遒劲。这种气象氤氲到文章里，造就的却并不是大格局和大写意，而是朴实低调，不动声色，但同时又天生具有一种身经百炼的坚韧和从容不迫的节奏。这种自信，既是刘海粟先生艺术人生的根基，也是他的随笔的最大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