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桥下面　广州大桥底的流浪族群生态摹本

　　如果不是记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他们，走近他们的生活，你也许永远都想不到，在这个城市，在不被人们注意的角落，生活着这样一个族群。他们是一群游走在生活和法律边缘的人，人们笼统地称他们为流浪者。他们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和规矩，生态链看似简单又颇复杂。在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在大桥下面，他们这样卑微而盎然地活着。

　　车流滚滚的广州大桥下，据说是他们最集中的居住地。记者与他们接触了一个多星

　　气温33℃。“格美”过后，广州一如既往的酷暑。中午12点，烈日如火，坐在有空调的53路公交车上，路过中山一立交。桥下住了两个人。

　　从车窗里望去，在长满风雨草的立交桥环道中间，搁放了两张木板搭建的床，两个赤膊的男人在互相打望。

　　要上到这里，先得越过广州大道两条车流滚滚的甬道，侧着身子跳进立交桥桥底。这里阴冷逼仄，泥土松软，但气味难闻。等红灯亮起，你要适时翻过高架，凌空踩在水泥栏杆上，底下是穿梭的车流。之后再快速越过一条红绿灯路口。

　　这是一个车声鼎沸而鲜有人迹的地方。住在桥底的两个男子是外来打工者。他们在桥底生活。他们的故事，跟许多来广州找工作的外地人极其相似:满怀憧憬，希望破灭，最后流落街头。

　　他们说，在广州的很多桥底，都住了这样的人，每个人都有惨痛的遭遇，对社会抱有戒心，离群索居。而广州大桥底下居住的人数最多，那是一个由流浪汉组成的特殊族群。

　　桥底的族群

　　广州大道像根中心轴，穿越市区腹地，一路延伸。到珠江地段，它开始放慢步子，架桥而过。并在桥底留下了大面积的绿化空地。绿树成阴，烈日下，这里绝对是个惬意的场所。

　　在这个寂静的午后，65岁的杨老头躺在他的领地——一床棉絮上铺着的一张席子。他满头银发，微眯着眼睛，看着桥墩外炽热的阳光。绿化园里的草软化了，夹竹桃和美人蕉都耷拉着叶子，散发出奄奄一息的热气。那些虫鸣似乎来自遥远的地方。

　　隔着马路，桥底一座白色的岗亭，暴晒在太阳底下。这会没有人，保安也不见了踪影。

　　他的周围，对面桥墩下，并着两床黑色的泡沫垫，六个赤裸上身的“邻居”在玩“斗地主”的纸牌游戏，四个人参战，两个人在一旁聊天。

　　“喂，老头，昨晚捡了多少钱？”一个30岁的男子停下来，大声嚷嚷，他来自梅州，按照桥底的规矩，这名男子叫“梅州佬”。这里住了10个人，60多岁的杨老头和韶关老头；一对夫妇，丈夫是本地人，妻子来自新疆；两个不定时出现的湖南精神病人；还有在这里住了3年的“小贵州”，“小广西”。

　　梅州佬住的时间最长。家产也最多。几乎所有做饭的锅盆都是他捡来的。最贵重的是那辆180块钱买来的脚踏三轮车，他捡垃圾时不用走路。

　　看起来，他是个热心肠的人。话比较多，喜欢跟别人讲起他跟那些富有的老乡和朋友交往的经历，他说，“我不愿意去找他们，如果愿意的话，要找工作随便一句话。”

　　这在两个长者眼里，显得很浮夸。“他的话多半不可信，”杨老头说。

　　杨老头没理会梅州佬。在这里，他是个体面的老头。他衣着干净——至少没有太大的气味和油渍——出去时还穿着捡来的皮鞋，好久没上油了，皮革皱巴巴的。

　　他保持了良好的习惯，捡垃圾时，他留心地上的报纸，他喜欢它们，喜欢上面的文字。他说，“上面有好多历史，好多故事，我也可以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外面发生了什么。”

　　下午2点，桥底比外面阴凉。他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缓缓从枕头边的塑料袋里掏出叠整齐的报纸，在上面抄了一行字:学而不优难为仕，仕而不学也难优。

　　“这话真好，”他拿起用黄胶布包起的放大镜揣摩着说，“我知道它的意思，它是叫人去学知识，我能看懂它们的意思，可我就是说不出来。”

　　杨老头的家在湛江吴川县，他有5个子女，两个女儿还在读书，他的老父亲还健在，今年87岁。

　　“我出来是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家里农活不多，我老婆一个人可以干完，待在家里总会消耗粮食。我出来打工，年纪大了，没人要，只好捡垃圾。每天都能卖10来块钱，运气好的时候也有20多块。我花销不多，一天3块钱就够了，其余的存起来寄回家，”他说。

　　此刻，“斗地主”的人似乎疲乏了，纷纷回到自己的席子上躺着，默不作声。桥底又恢复了平时的死寂。

　　他们是同行，捡垃圾为生。多半是从广州的夜生活开始，他们的工作也开始了。提着大塑料袋，游荡在街道上。他们盯着每间热火朝天的大排档和饭店。

　　“捡垃圾也要有经验，比如你要算计好，哪里的大排档最多？什么时候会丢垃圾？网吧在几点清扫？到处乱跑可能一个晚上都捡不了多少。”梅州佬说。

　　白天则是休息时间。外面烈日炽热，桥底的绿化园带来了阴凉。但也不可能像普通人那样安然入睡。躺在席子上，闭着眼睛，不说话。头顶桥上的车辆来来往往，轰鸣声灌进耳朵，很容易心烦意乱。

　　柴米油盐

　　下午5点，小广西从邋遢的席子上爬起来。他躺了一天，但没有睡，多半时间里，他在看一本厚厚的武侠小说。

　　“他是我们这里的大学生，每天书不离手，”梅州佬说。但小广西马上否认了，他含含糊糊，大概是“没有读过大学”的意思。他神情有些羞涩，牙床突出，很少笑，话也不多。

　　小广西22岁，来广州七八年了，进过收容所。他的同床小贵州也在那里待过，“那时候警察很凶，还会打人。”现在，“警察和城管文明了，不敢打人了，也不会动不动就把你关进去。”

　　桥底右侧，茂盛的夹竹桃围成了一道严实的篱笆。两个砖头筑起了灶，四周黑糊糊的。小广西起身做饭。他的饮食较有规律。他开始生火，从一瓶10升的矿泉水瓶里倒了一半的水，淘米。淘米水倒在桶里，锅底架着两根棍子，他把盛着米的瓷盘放进去，盖上锅盖。

　　之后，他用淘米的水洗青菜。梅州佬把剩下的矿泉水瓶扔在三轮车上说，“打水去了。”

　　绿化园里没有浇灌储水，他们要走到马路对面的工地上。这个活多半是由梅州佬完成。

　　天色渐渐暗淡，桥底的人爬起来，出去寻找晚餐。小广西的饭很快熟了，他从水桶里拿出一个小瓶子，里面浸泡着肥腻的白色肉块，和着青菜，炒起来。

　　他把火烧得更旺时，杨老头捏着两根木板回来了。杨老头今天的废品卖了12块钱，他用其中两块买了6条两个手指粗的鲫鱼，又从菜市场的屠夫那里讨了一根肉骨头。他的晚餐显然要丰富得多。

　　“我们没有一日三餐的概念，肚子饿了就爬起来找东西吃，吃一块钱的炒粉，或者盒饭，量很少，将就着吃，能垫垫肚子就行，”杨老头说。

　　找食物的人陆续回来了。那对夫妇中的娇小的新疆女人，坐在床上逗她的狗，“小黑，小黑，过来，”女人尖叫着。

　　这是一条流浪狗，身形矫健，跟这里的人一样，沉默的时候居多。这对夫妇的床很干净，衣服和行李整整齐齐地叠在床头。还有一只开裂的半导体收音机，微弱的声音从里面传来。他们从不跟别人提起往事，因而显得很神秘。即便被问到，妻子也只是叹息说，“唉，都怪我们路没走好。”但马上，她就被躺在床上的丈夫叫走了，他似乎不愿意听到妻子跟别人提起什么。

　　这时，女人看到丈夫提着盒饭的身影从桥墩走进来。她把弄皱的席子铺整好，等待今天的晚餐，小黑也摇起尾巴，温驯地在一旁看着主人。那个全身赤裸的湖南精神病人也捡来了他的晚餐，在桥底下旁若无人地游荡。

　　梅州佬的车铃声刺破了沉寂。小广西已经回到了席子上，梅州佬把锅子涮洗一遍，用刚刚煮饭炒菜的锅子烧水洗澡。

　　路灯还没亮起，桥底笼罩在夜色中，人影变得恍惚。他们坐在席子上，享受着最后的宁静，随时准备出去。越过桥底的马路，亮灯的岗亭里，一双眼睛在看着他们。

　　新住户到来

　　8月8日中午，三个不速之客，闯进桥底这块领地。

　　起初，天气沉闷，整座大桥都像压在心头。睡在桥底最左侧的韶关老头在埋头看报，没人注意桥墩边已经站了一对男女，在看着这一切。

　　确切说是三个人，瘦弱的女人胸前还抱着一个小女孩。她的黄T恤像一件袍子，孩子紧紧蜷缩着，衣服显得空空荡荡。男人把三个白色的大包袱放下来，又到草地里拖来一只黑皮箱。

　　他迟疑了几分钟，终于走向韶关老头。

　　他来问可不可以在这里住。韶关老头睨着眼说，可以，你们爱住哪住哪。

　　在大多数人眼里，这是个冷漠的老头。他们往往会说，“韶关老头吗？他呀，身世惨啊，两个儿子都不要他，老伴也嫌弃他，在家没法活了。”

　　“我已经决定了，死也死在外面，回去干嘛？”韶关老头接过递来的烟，神情漠然。

　　他是文革前的初中毕业生。在韶关南雄镇的村子里做过会计。“后来施行计划生育，我领着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去认人，把村里人得罪光了。”他最终辞掉了这份心累的差使。但命运由此转弯。两个儿子长大后怪他没用，老伴也变得刻薄起来。“前年我在惠州工地打工，脚被钢筋穿了个洞，打电话给儿子要钱治病，他们说‘没钱！’就把电话挂了，我出来三年了，从没回去过，也不打算回去了。”

　　午后，一场大雨终于降临，豆大的雨粒，打在干渴的夹竹桃上，顺着风势，飘了进来。韶关老头把席子挪到了对面。

　　得到了最初的认可，新来的男人和妻子把大小包袱提进来，开始打扫栖身场所。

　　在接下来的闲聊中，他们发现，居然碰到了老乡。男人姓关，35岁，也是韶关南雄人，他和妻子是逃婚出来的。

　　小关在家乡认识了妻子阿苏，但遭到了家长的反对。“双方父母都反对，我和她在民政局登记后才告诉他们，然后就逃了出来。”

　　他们最初住在赤岗一带的出租屋里。工地的活干完了，没钱结账，小关再也付不起每月250元的房租。只好领着妻女出来流浪。

　　新住户的到来，一切都很顺利，没有遇到反感或者抵触情绪。梅州佬在跟新疆女人聊天。他对新邻居高声喊道，“你应该去找工作的，这里都是些无家无口的人，你拖着孩子，应该去找正经事做。”

　　小关沉闷地扫地，妻子帮着把席子铺整好，用包袱围起来。女儿放在地上，顺着包袱爬起来，打量着这个陌生而幽暗的桥底。

　　第二天，梅州佬送来了一碗肉。小关的行李还没整理好，也没有出去找食物，到现在孩子还饿着。这是一个和谐的族群，来去自由，也不乏同情心。对于其他人来讲，对新邻居的到来，似乎无动于衷。没有改变什么，跟之前那样相安无事，生活仍继续着。

　　“这里经常是住了很多人，然后又突然一下子消散了。那些找不到活干的民工，过路客，多半是住一晚上就走了”，梅州佬说。

　　取名叫“文文”的小女孩，正在被妈妈喂饭。1岁半，去年在广州出租屋生的。

　　“我希望她以后不要像我们这样，她要有文化，学知识，知道怎么做人，”小关向梅州佬和新疆女人解释孩子的名字。“我在外面捡东西吃，但给文文吃的，都是买来的。有时候称一些黄豆，便宜，我从报纸上看到，说黄豆很营养，磨碎后熬成糊给她喝。”一个月前，街头有个免费诊断的活动，小关把文文领过去，医生说，“孩子身体还好，就是有点营养不良。”

　　中午，阿苏在外面捡来了一盒饼干。夫妻俩高兴了好一阵子，但仍不敢给文文吃，直到梅州佬送来了那碗肉。小家伙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到了傍晚，她拖着妈妈到绿化园里玩耍。

　　疲倦的小关坐在床头吸烟，想着今晚是该出去捡垃圾了。他突然看到一个穿制服的保安站在草地上，望着妻子和女儿发呆，一动不动。他觉得很奇怪。

　　边缘的人

　　那天运气好，傍晚出去了一趟，不到一个小时，杨老头满载而归。经过河堤时，他突然意识到，心被刺痛了。

　　“出来流浪的都不算好人，”一个巡逻的警察说。

　　“喔，不是绝对哦，也不算是百分之百，”杨老头实在忍不住，说了一句。

　　警察笑了。他们都认识这个满头白发的老头。知道他是住在桥底的流浪汉。

　　警察说这句话多半是为了调侃，而杨老头却把它当真了。“不过也是，这些流浪的，什么人都有。”杨老头叹息说。

　　2005年年底，计生部门统计，广州外来人口500万；公安部门统计，广州外来暂住人口350万；而广州市劳动保障部门登记在册的外来务工人员仅131万。弄不清流动人口和外来务工人员数目，劳动保障部门很难实施有效的管理。而数量庞大的流浪人员则是没有统计在内。

　　这是一群行走在生活和法律边缘的人。他们的行为举止来自最朴素的道德判断，而又是没有任何约束的道德。在他们看来，霓虹灯和高楼大厦都是城市的面纱，“你从桥底看去，就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

　　就在这天晚上，桥底的保安黄明城发现了形迹可疑的两男一女，他正要去盘问，听到对讲机里伙伴在呼叫在赤岗附近刚刚发生一起抢劫案，歹徒为两男一女。黄明城心一紧，“不就是刚刚走过的3个人么？”他赶紧叫上附近的便衣去围堵。

　　而韶关老头则在上两个礼拜，看到5个穿电工制服、开着一辆小卡车、戴着黄色安全帽的人来对面马路剪电线。下午，就有警察来桥底盘问，怀疑是他们偷了电线，“你看，现在的人，多嚣张啊，穿着制服开着车子，谁晓得会是偷电线的。”

　　这些事，对于桥底的住户来说，见多不怪。即便这些身无分文的流浪汉也会遭到劫难。梅州佬的脚踏三轮车是第二辆了。去年夏天，一伙人到桥底，抢走了他身上仅有的30元钱，还把他的车子也推走了。“我说留几块钱给我买饭吃，他们还想踹我。”

　　梅州佬怀疑是跟他住在桥底的那帮流浪汉干的，“前一天，他找我借钱，我说没有，第二天便叫人抢我。”

　　“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人都可以聊天，”这是桥底的生存法则之一。在这里，生态链看似简单实则复杂，每个人都抱有戒心。

　　小关担心会有人打文文的主意。去年在中山大学附近住的时候，有个人想偷走文文，被小关赶跑了。自此，他没有一天让女儿离开过自己视线。

　　“你相信吗？这辈子做了坏事，会报应到后代身上，”梅州佬对他说。

　　小关点点头，“有些人捡垃圾会从工地上偷点铁块，到小区里割些电线，但这是他们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我有孩子，我不会走这条路的。”

　　“对面有个岗亭，那个保安每天下午都会来巡视一遍，所以这里还算是安全的。”又开始生火做饭的杨老头说。

　　不仅安全，也很安定。已经有8天了，城管的影子没出现在桥底，“他们有时会来赶我们走，他们是怕我们影响城市市容，但我们出去了，还是会睡在街上，并且他们走后我们又会回到桥底，折腾来去，又管什么用呢？”

　　保安黄明城

　　6点钟，黄明城准时来到他的小岗亭。天还没有暗下来，透过岗亭的窗户，他可以看到桥底的一举一动，那里正在准备晚餐。

　　气温也没降下去，岗亭很闷热。里面有一张桌子，横放着两张凳子，挤满了整个空间。门口的凳子坏了，由三根棍子支撑着。一台小风扇放在地上，呼呼地转着热风。

　　他取下手机，放到桌子底层充电。然后面无表情坐下，看着过往行人。他的上衣口袋里插着对讲机，里面发出滋滋的电流声。他听到同伴在对话，但没叫他的名字。他只有22岁，方圆两公里沿着广州大桥南段的桥墩以及河堤绿化带，都是他的管辖范围。

　　他要留意每个行经过往的路人，观察他们的神态，有无异样，身上有没有带管制刀具之类。每天，从身边经过的人络绎不绝，但没人跟他说话。在路人看来，他更像是一个窥探者。

　　他转过头，沉默地看着对面桥底的流浪汉们，从那里飘来一阵欢悦声。他的神情透着些许悲凉。他能体味这种悲伤和悲伤中片刻的欢愉。他也曾流浪，在桥底下住过。

　　在他16岁的时候，他第一次来广州。跟这些流浪汉一样，他最初是为了一份活来到这里，但很快，被现实幻灭了。他那时还很瘦弱——现在也不壮实——年纪又小，没人肯雇他。他的钱又花光了，口袋里还剩下两块钱。在芳村开发区里有座小桥，那里阴冷而潮湿，黑黢黢的一片，爬满了虫子和蚊蚁。他在桥底住了一晚，他怕得要命，但他更怕哭声会带来更大的灾难。他一直忍着，拼命咬着牙，期盼长夜快点过去。他只有16岁。

　　第二天，他用一块钱坐上公交车，漫无目的，后来又转了一辆，之后就不知该去哪了。他运气好，碰到了一个军人，把他带到他的韶关老乡——一名警察的办公室。警察给了他饭吃，然后送他去火车站。黄明城记得车票是37块钱，还剩63块，警察全塞给了他。“你年纪还小，等过几年，长大了再出来打工，”警察说，叮嘱他回到家一定要回电话，“要不然会担心的。”

　　黄明城在回家的路上大哭了一场，然后才进门。之后，他的梦想是当一名警察。

　　6年后，他再次来到广州，现在，他是一名保安。他欣慰地认为，至少离那梦想接近了。他说，他“很喜欢这份工作，要努力把它干好。”

　　又过了10分钟，黄明城决定例行公事到四周转转。他把灰色的制服拉得笔挺，整整齐齐束紧腰带，显得特有精神。他对着玻璃窗，端正好帽檐后，握着1米长的治安棍朝桥底走去。

　　这时候，在一丛灌木下，他惊喜地看到，这里来了一个孩子。一个瘦弱的小女孩，枯黄的头发，脚上穿着黄色胶鞋，走起路来晃晃荡荡，鞋子发出“吱吱”声响。

　　孩子的母亲，形影不离地跟在后面，她们在玩一种追逐的游戏。他顺着桥底望去，在最里端，垃圾又向桥底延伸了一段距离，一块干净的地面打扫出来了，大大小小的包袱围着床垫，围成了一个家。一个干瘦的男子，坐在暗色里吸烟，不时朝那对母子望去。他确信这是今天新搬来的那户。

　　他想说些什么，但不知道怎么开口，他顿时神情紧张，甚至站定了几分钟。新来的“小住户”，重重撞击了他，让他想起了留在老家里的可怜的儿子。“我儿子3岁了，比她大多了，在乡下跟着我母亲过日子，”22岁的黄明城叹息说。

　　在他的家乡，韶关乐昌，刚刚经历了“碧利斯”水灾，他家的土房子被洪水淹到了屋顶。

　　“我家很穷，我有三个弟妹，大妹妹在广州打工，去年打电话说，要去新疆工作，之后便失踪了。”

　　同时消失的还有他同居两年的女朋友，孩子的未婚妈妈。“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走了，我不晓得她为什么要离开我，孩子还那么小，我们说过要结婚的，”黄明城很迷惑，这种迷惑构成了他如今忧郁的生活状态——压抑，苦闷。男人的自尊心促使他振作起来，对工作兢兢业业。却又苦于没有朋友，无人倾诉，甚至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他现在每天下午6点到12点在桥底值勤，下半夜还要到赤岗一带加班。几乎没有闲暇停下来思考未来的路怎么走。因此，当黄明城经过桥底时，这些面容沧桑疲倦的流浪汉，让他很快想到了自己。

　　“我看到他们很可怜，但是，我不能跟他们一样，”黄明城说，“我们都有手有脚，身体又没病，不去找活干，跟废物有什么区别？”

　　“我每次看到这个小女孩我都在想，要是他父母愿意，把孩子交给我抚养，我会拼了命赚钱，让孩子过得好，赚到最后一口气，也值得。”

　　桥底突然亮起了火光。黄明城赶紧站起，提了提腰带，拎起棍子赶过去。防范安全事故，这也是他的职责所在。

　　在夹竹桃边上，杨老头忙着生火正要煮晚饭，火光由此而起，并且在阴暗的桥底显得尤为突显。黄明城走过去制止说，“这里不准生火。”

　　“我一直都这样做饭啊，”杨用粤语跟他说。

　　两人对视了片刻。黄明城凝重的神情慢慢松懈下来。

　　“嗯，注意点，别出事了，”小保安压低嗓子，朝夜色里走去。

　　采写:本报记者龙志

　　摄影:本报记者刘可实习生霍健斌

　　图:

　　在桥下做饭的人。

　　从桥下流浪者的留言可以看出，他们本身需要一种可以平衡“流浪世界”的规矩，他们之间也遵守着一种“职业道德”。

　　大得像个运动场的桥底，流浪者们依照桥墩的格局划分好了“势力范围”。

　　一个流浪者依偎在他全部的家当上放心睡觉，也许在这个时间段里，生存的压力可以暂时放在睡梦之外。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