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海英烈陈寿昌他与陈赓等合称周恩来领导的“特科三陈”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陈寿昌与夫人在上海时的留影，为中央特科战友陈赓所摄，因原照片已严重泛黄，解放后经过邓洪同志翻拍制作成目前的样子。

　　镇海城区有个“寿昌公园”，公园内有一座陈寿昌烈士的塑像，这位气宇轩昂的镇

　　今年是陈寿昌烈士诞辰100周年，镇海区正在筹划有关纪念活动。本月9日，记者通过镇海区党史办公室牵线搭桥，采访了生活在上海的陈寿昌烈士之女陈云和陈庭姐妹俩。这两位年逾七旬的老人说起父亲依然是那样深情，她们说：“父亲牺牲时，他28岁的生日才过了6天啊！那时，姐姐陈云只有4岁，妹妹陈庭才2岁。而这一噩耗，过了17年我们全家才知道。尽管对于父亲生平的了解，我们都是从母亲、祖母和亲友的口中以及父亲的老战友们的回忆中，点点滴滴汇集起来，但是父亲在我们的心目中始终是一座‘永远的丰碑’！12年前母亲去世后安葬在镇海，我们每年都要到镇海寿昌公园看看，祭扫母亲的陵墓。”就这样，记者从陈寿昌烈士的两位亲生女儿的口中，得知了许多关于陈寿昌烈士的许多宝贵的史料。

　　与刘少奇吃过一个盆里的饭

　　陈寿昌于1906年11月15日出生在宁波镇海，今城关鼓楼西路53号，仓河头20号（可惜该故居早已拆除）一个清贫的书香门弟。大概他十五六岁那年，全家从故乡镇海来到上海，后又辗转到汉口、安庆等地，他于1924年入了党。

　　1926年，他在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的领导下，发动工人组织工会，配合北伐军胜利进军，光复武汉三镇。1927年初参与有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和游行。据其两个女儿介绍，她们的祖母回忆这段岁月时说，父亲那时忙得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有一次来了许多人，一起在楼上开会，到中午还没有散，父亲下楼叫祖母烧点饭菜。祖母说，这么多人吃饭，家里饭锅太小，是否要去买只大的？父亲想了想说，都是好朋友，不要买了，免得太招摇，就拿脸盆烧饭吧。后来才知道，那次吃用脸盆烧的饭的客人中，有一位叫刘少奇。

　　1927年冬，陈寿昌任上海市政总工会党团书记。1928年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3月兼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4月又任江苏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7月调任沪西区委书记。

　　他是周恩来领导的“特科三陈”之一

　　1927年9月底至10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构———特科。陈寿昌被抽调到中央特科，成为周恩来领导的“三陈”（即陈赓、陈寿昌、陈养山）之一。陈寿昌主要负责情报和交通工作，与打入敌人虎穴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单线联系，把他们获取的情报，通过他转交给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为了便于开展工作，1928年陈寿昌结了婚，并把自己的家作为“机关办事处”。

　　陈寿昌的女儿从母亲口中得知，当年能经常进出他们家的只有极少数几个人，其中以连腮胡子（直到父亲离开上海去瑞金时，母亲才知道连腮胡子的真实姓名叫陈赓）为常客，其他任何人如果单线来到他们家，父母即刻就会搬家。陈寿昌的妻子曾对孩子们说，当时她和她们的父亲在上海几乎每个区都住过。居住时间最长的不过两三个月，有时一个月要搬几次家。陈寿昌的妻子曾向孩子们介绍说，她们的父亲不吸烟，不喝酒，和她结婚3年，没有添置过一件新衣。战友们回忆说：陈寿昌常穿的就是一件旧灰布长褂。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很困难，他将妻子陪嫁时的首饰变卖后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一次还将兑首饰得来的96元钱全部交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当时上海乘电车很便宜，三四个铜板可坐很长一段路，但他多数时间走路而不乘车。1931年4月，参与中央特科领导的顾顺章被捕叛变，陈寿昌的工作变得更加忙碌和紧张，经常彻夜不归，原来他在通知有关同志做转移工作。李强同志（离休前任国家外贸部部长）就是在当时得到了他的通知而及时转移的。

　　陈赓将军要陈庭的孩子姓陈

　　1931年12月的一天，陈寿昌平静地对妻子说，组织上决定要他到苏区去了，不能与她同行，因为妻子有孕在身（当时其妻已怀陈庭4个月）。他让妻子带着两岁的女儿与自己的母亲一起返回镇海老家。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成了他和家人的永诀。

　　后来从聂荣臻同志的回忆录中知道，陈寿昌去苏区是与聂帅结伴同行的，他们走了一个月才抵达瑞金。大概在1932年2月下旬，其妻高兴地收到他从福建寄来的唯一的一封信。信中大意是“我一路平安地到达了产地，这里货源充沛，品种很多，生意蒸蒸日上，一派兴旺景象。请老母放心，您更不要挂念……今后你们来信可寄龙岩裕隆兴宝号转”。信中所报平安意指革命事业日益发展、前途光明。随后陈寿昌的家人几次按照信上的地址寄信过去，但都如石沉大海。

　　没多久，陈庭出生了，其妻拖着两个幼女和年迈的婆婆生活十分艰难。当时时局动荡，日寇侵华，镇海沦陷，物价飞涨，其妻不得不把大女儿陈云寄养在大姑母家，自己到处去做工，有时在烟厂做工回家后，眼睛里、鼻腔里都是烟叶的灰尘，双手因撕烟叶形成了一道道裂口……整整熬了17个年头，终于熬到了全国解放。

　　解放后，家人抱着一丝希望，到处打听陈寿昌的消息。他的老战友也到处在寻找他家人的下落。当年的湘鄂赣省委保卫局局长、解放后任江西省副省长的邓洪同志，在1951年纪念党的“七·一”生日时在《江西日报》上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特别提到了陈寿昌，希望其亲属能够看到。后来当邓洪同志第一次见到陈寿昌的妻子时，他无比激动，紧紧握住了她的双手，热泪盈眶。后来，陈寿昌在中央特科和湘鄂赣战斗中一起过的老战友如陈赓、陈养山、谭启龙、刘玉堂、江谓清等都来看望过他的妻子，从他们的口中，他的家人知道了陈寿昌到苏区后的情景。

　　1961年初，陈赓大将身患重病，住在上海华东医院。将军有个心愿：再见陈寿昌妻子一面。在陈赓将军去世前十来天，他由两个警卫员连扶带背地又一次来到了陈寿昌简陋的家，陈赓将军与陈寿昌的妻子再次谈到了陈寿昌，两人都泪流满面……当陈赓将军听说陈庭已有身孕，便马上对陈寿昌的妻子说：孩子一定要姓陈，是陈寿昌的后代，要继承他外公的遗愿！他还用宁波话对陈寿昌的妻子说：“寿昌同志为革命牺牲了，他的牺牲和千千万万烈士一样，换来了中国的今天。”陈赓将军自知在世时间不多了，他特意托付李克农同志，要他好好照顾陈寿昌同志的遗属。按照陈寿昌的妻子与陈赓将军的约定，后来陈庭的儿子就姓陈。

　　老区人民仍惦记着“陈政委”

　　据陈寿昌的战友介绍，陈寿昌进入苏区后曾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主任等职，后又被派往福建任省委书记。他每到一地，担负每一样工作，都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他的领导下，无论群众工作、地方工作都很有起色，同志们称赞他像磁铁一样把大家吸引在他的周围。

　　1933年7月，苏区中央抽调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陈寿昌去担任湘鄂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寿昌临危受命，率领46人组成的省委工作团，历时一个月，越过敌人的重重封锁，抵达湘鄂赣省委驻地———江西万载、仙源。他一到仙源，既要纠正原省委工作上的错误，又要面对几路进攻的强大的敌人，还要领导军民开展反封锁反“围剿”斗争，日夜操劳，生活上他和普通士兵一样，一天只吃一餐或以野菜充饥，把剩下的一点粮食让给伤病员吃。邓洪看到陈寿昌口吐清水，面黄肌瘦，双腿浮肿，就用自己平时省下的钱给他弄来一碗面条，但陈寿昌坚持让给伤病员吃。

　　1934年10月，正是中央主力红军北上长征之际，敌人以数十倍于我军的兵力疯狂进攻湘鄂赣苏区。在一次省委会议上研究要去前线领导红军十六师的人选，同志们考虑到陈寿昌身体不好、眼睛又高度近视，就劝他留在后方，可他坚决要求上前线。1934年11月21日，陈寿昌与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率红十六师抵达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一带，遇敌两个团的袭击，他亲自登上前沿阵地察看敌情，不幸右膝中弹，抢救无效，当晚在崇阳县的河坪村牺牲。后来湘鄂赣省委苏维埃政府为纪念他，在崇阳、通城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县城，命名为“寿昌县”。

　　1962年，陈寿昌的两个女儿陪同母亲去江西，踏上父亲战斗过的热土，寻访先父的足迹。她们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去了万载、仙源的原湘鄂赣省委所在地。老区的人民看到她们如同见到亲人一般，他们紧紧拉住陈寿昌妻子的手，讲述当年陈政委关心群众疾苦，向大家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巩固苏维埃政权革命道理的情景。母女三人的心情非常激动，陈寿昌在湘鄂赣苏区有崇高的威信，让她们深感钦佩和自豪。（记者胡晓新通讯员朱长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