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网 朱四倍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31个省市区(不包括港澳台)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两位数。如果按照这31个省份所公布的GDP计算，我国上半年的GDP增幅为12％，并非国家统计局宣布的10.9％。
一方是10.9％，另一方是12％，这两个数据之间，整整相差了8048亿的生产总值。（见《南方都市报》8月11日）
究竟哪个才是我国的真实GDP？究竟是国家为了压低GDP而故意减少了8048亿，还是地方上为政绩而"注水"了8048亿？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博士表示， "省级GDP的平均数高于全国是多年来的惯例。"何谓"惯例"？笔者以为，"惯例"就是地方政府和官员对GDP的崇拜和追捧，而为什么成为"惯例"，"惯例"的后果是什么？则更值得关注。不少专家认为，造成GDP双版本的原因除了技术层面的原因之外，主要还是地方政府不仅具有操纵统计数据的强烈动机，还具有这种操纵能力。
地方政府具有操纵GDP数据的动机和能力，根子还是出在政绩考核方面。众所周知，我国在政绩考核体系方面，考核指标设置缺乏科学性，存在片面强调ＧＤＰ增长的问题，从而诱发了政府行为的异化和扭曲。可以说，我国政绩考评存在着结构性偏失，在政府自我评价和社会公众评价之间偏向政府自我评价，尤其偏向上级领导评价，在数量指标评价和民心向背评价之间偏向数量指标评价。原因何在？我国现行政治和行政体制决定了每一级地方政府既要向人大负责，也要向上一级政府负责，而在现实中则只表现为政府官员对上负责。而下级官员在与上级政府官员博弈过程中，处于信息强势，这就是说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评价和判断依赖下级官员所提供的信息。上级官员为了改变这种格局，在评价政府下级政府官员时，往往选择那些容易量化的、客观的指标，从而避免其自身的信息弱势，自然，反映经济增长指标的GDP成为上级官员选择的对象。由于下级官员的升迁取决于上级官员，那么在上级官员选择将GDP作为评价指标时，下级官员很显然会将经济增长作为追求目标，而不会考虑提供公共服务水平，更不会考虑民众是否需要这样的发展。这样，政府官员由于政绩冲动所追求的目标，与民众所希望的目标存在较大差距。
我们的一些政府主观地规定自身的职能责任，一相情愿地提供着他们自认为老百姓应该需要的服务，并自设标准考评这种服务的绩效，而老百姓真正关切的问题，迫切需要的服务，却存在严重的供应短缺。"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怕领导不满意"，成为官场的游戏规则和普遍现象。许多地方一味追求GDP为主的经济指标增长，致使区域间招商引资竞争变成了低水平的让利竞赛，不仅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经济社会发展也深受影响。
更为严重的是，GDP尽管是重要的经济指标，但它仅仅是衡量生产的尺度，无法全面反映效益、福利等其他指标，不能体现全部社会现实。比如，GDP就不能反映环境污染的程度，不能反映资源浪费的程度，更不能反映与可持续发展相对应的指标。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地方政府操纵GDP数据损害了公众福利，并且动机越强、操纵的能力越强，公众的福利受到的损失就越大。那么为了消除这种"惯例"，为就应该消除这种对GDP数据的迷信，这种过于看重数量指标而忽视民意指标的GDP崇拜现象。而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从重数量指标向民意指标过度，因为一个政府治理努力的政绩优劣，一部分可以用数量指标来说明，更多的部分需要用民意来衡量。民意评价虽不够精确，但往往十分准确，在民主政治结构中具有十分权威的终极效力。（编辑：丁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