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在各地调查，有过不少与地方干部打交道的机会。在他们的陪伴下，我目睹青山变成秃峰、绿水变成“黄河”、文化变成发展的代价。使我不高兴的是，他们经常把那些被我认定为“破坏”的东西当成“发展”的标志来叙说。
如同一些“媒体人”，我面对这些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现象，心中生恨。也就是在三年前的某一天，我指着自己拍摄下来的秃峰与“黄河”，质问一位地方官员说：“你
看，方志上记载的这些的名山、绿水美景，本都是有文化价值的，如今全成黄色的了！”那位干部朋友怔了一下，不多会儿反驳说：“王教授，你不了解情况啊，我们地方干部也不容易，每年肩上都扛着上级压下来的经济指标，我们不达到指标的要求，乌纱帽就不保，就要下台。我并不是特别爱当官，但既然在官位上，我就得承担自己的任务。你说不发展，不开发资源，怎么可能？”最近，我刚在某县调查完乡村民间文化传承问题，之后，我面见当地有关领导。我对他说：“你看，你们这里本来是闻名的戏窝子，25年前，有60个民间剧团，如今经济是发展了，但戏班子的数量下降了两倍多。怎么了？”熟悉当地情况的他思索不久，对我说：“我们当然热爱家乡文化，想花大力气来加以保护。问题是，我们的钱，多数要用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目的是为了完成上级定的指标。这样一来，文化传承问题，确实没有办法解决好。我们有我们的苦衷。”
各位看官从我以上摘录的两段对话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地方干部对于生态与人文保护工作特别“被动”。我知道，地方干部的话语，是存在将责任往“上级”推的倾向。然而，经过多次与他们打交道，我却也感到，有必要承认，当地方官也不容易：他们要承担来自“上级”的“指标压力”，要为此想尽种种办法(包括生态与人文环境的破坏)来达到发展的目标。更不容易的是，“上级”提走某些较发达县市的地方财政收入之后，的确可能出于国家整体利益，而没有实现与地方对等式“再分配”，又时常将各种号召、要求、任务往下“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地方干部只好对上面的指示“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我并非财政学家，我不知道何种财政的结构配置能更有助于“科学发展观”理想的实现；我只隐约感到，地方干部的“抱怨”，不是全无根据和道理的。我私下想到一些问题，包括：最近“经济过热”苗头之出现，是否与那些自上而下贯彻的“指标”有直接关系？为了经济发展而付出的生态与人文代价之急剧增高，是否与这些“指标”及中央-地方财政配置的结构关系安排不合理有关？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研究起来也比较复杂，不过，它们需要得到学界高度重视。在我看来，学者应有胆量关注地方政府的“指标压力”，应有胆量分析发展“指标”潜在的“负影响”(如生态与文化的破坏性后果)。
作者：
王铭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