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 冀 者
碧利斯过后，先后由县、镇民政部门和两家民企捐助的7750公斤救灾大米运到佛冈下岳村。但部分村民认为村委会干部在发放救灾物资时“厚此薄彼”，他们未向民政部门反映情况，也不听干部解释情况，而是消极对峙、坚决拒领，致使3000公斤救灾米至今躺在村委会办公室睡大觉。
中山茅湾村代耕农王丰在当地居住20年，但户籍问题迟迟未能解决，最近甚至有被
本地人以查处违法建筑为名赶出茅湾的危险。当记者问及如何解决矛盾，王非坦言：就等打架那一天了。其他代耕农也随声附和道：不打架解决不了问题（据8月12日《南方农村报》）。
看似毫不相关的两件事，却指向同一个问题：一向以淳朴谦恭著称的农民，解决矛盾化解危机的方法为何都如此过激，甚至还透出一股暴戾之气？
在农村社区，靠宗族权威维系的传统乡村治理结构被彻底打破。随着1998年村民自治的实施，农村居民的民主意识空前加强，村级组织基本实现了民主选举。但由于议事规则的缺失和相关立法的滞后，选举后的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机制并未真正建立。社区内出现不和谐因素时，村民往往采取消极、对抗的处理方式，以至使矛盾更加激化，而不善于通过理性的协商和对话来化解危机。笔者听到过比下岳村救灾物资分配争议更为典型的事件：某知名农资企业为支持新农村建设向某村捐赠一批肥料，但由于村民之间就分配标准谈不拢，一年过后这批肥料还原封未动躺在村委会的大楼内。其实，实施村民自治不单单是推广空洞的民主理念，村民更需要的是相互交流对话的技能和操练。民主协商不但具有赋予决策合法性的现实意义，潜移默化中也可以培养村民宽容、妥协、节制等现代公民所必需的美德。
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在社会成员中重新分配。由于农民的弱势地位，他们成为社会中最容易被忽视、最无法改变自身命运的群体。一些农民在利益受损时所表现出的暴戾之气，其实也是这种社会不公的体现。当他们求助公力救济无法主张自身的权利时，只能反求诸己，运用私力救济，很多时候就是运用暴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要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就必须建立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农村社区内成员之间、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都需要一个互动、互通的平台。一方面，约束基层官员和村干部滥用职权，另一方面，也引导农民掌握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和技巧，从而实现权利博弈的动态平衡，当遇到棘手的矛盾冲突时，双方都能够运用和平、理性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主张自己的权利。（编辑：东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