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双黑手到底藏在何处

　　5·31事件追踪记者扫楼行动

　　黑手高空抛物 男童当场身亡 警方日夜侦破 真凶至今深藏 死者亲属一怒

　　诉状递上“公堂” 告73家房客 疑案再成焦点 人人欲知真相 记者分兵出动

　　逐家逐户探访 虽然众说纷纭 共有一个指向——

　　那双黑手到底藏在何处

　　本报记者黄啸向微邓燕婷李晶川阎晚生／文 邵东升／图

　　事件回放

　　“5·31”事件

　　今年5月31日，儿童节前夕，一块10毫米厚、小报大小的平板玻璃，突然从南山区海德二道南侧人行道的上空坠下，放学回家的10岁男童小宇被当场砸出脑浆，经抢救不治。旁边一个男同学也被砸伤和吓昏，要送院抢救。事发地点与旁边20层高的好来居住宅楼相距不到10米。

　　因为警方未能抓到嫌疑人，7月26日被砸死男孩小宇父母把好来居住宅楼73户北侧住户及物业公司告到法院，索赔金额达76万。（本报记者邓燕婷）

　　核心提示

　　一个幼小生命去了，是悲剧的开始，因为肇事的罪恶之手尚未揪出；73家住户成为被告，是悲剧的继续，包括受害者在内的更多人的生活因此陷入深深困扰。

　　本报记者分兵几路来到好来居，逐家采访楼宇业主和租户，倾听他们的声音。几天蹲守，看到楼里很多人出门先抬头看下空中，回家的时候，绕个大圈子，避开楼下，惊弓之鸟的心态一览无余。楼下出了命案，自己成了被告，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九甚至百分之百可能是冤枉的。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他们怎么看待即将开庭的民事诉讼？

　　记者不是警察，我们采访73家房客，不是侦破，更不是猎奇，我们只是把在好来居所见所闻的事情呈现给读者，那是一个同情、愤怒、焦虑、危机交织的世界，相信读者对人性曲直自有判断。

　　“5·31”事件发生后几个月来，这是片警杨葵第无数次从南山派出所，斜过南海大道，来到他所管辖的好来居大厦了。在小杨的引见下，我们见到了好来居的物业管理公司——深圳市锦峰物业的梁主任。梁主任简单向我们介绍了好来居的情况：这是一栋独体楼，20层；被告的都是窗户朝北的4种户型的住户；业主和租户以年轻白领小夫妻为主。

　　梁主任说采访要充分尊重住户的意愿，因为这几个月，业主和租户已经很脆弱了，他们为配合警方调查，接受了很多次的警方询问笔录。就连他自己，这几个月天天陪着警方调查，所承受的压力无法描述，弦绷得太紧，有几近崩溃的感觉。“我总觉得这样下去，自己要出点什么问题。”他苦笑着说。

　　我们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先打电话，预约采访或者电话采访。二是我们等在门口，在住户出入的时候，拦住采访。方案被接受了。

　　1、“从我们家根本看不见出事点”

　　1113号房住户（电话采访，一个年轻小姐的声音，说不方便透露自己姓名）：被告的4个户型中，我们13户型离事发点最远，从我们家根本看不到玻璃坠落的地方。孩子死在我们楼下，的确可怜，出于人道，我愿意捐款，但是告我有连带责任，我不承认。

　　613号房住户（女，物业公司现场采访，情绪激动）人都砸死了，那么大的冲力，显然不是高空坠物，而是高空抛物。抛物就应该有抛物线的原理，这些警方会考虑的吧？凭什么告我们这些绝对没可能抛的户型？

　　1213号房业主余女士（请我们上去到家里看了看她家的窗子。窗子内陷半米，同时装了防盗网。看事发现场只能看到一个角）：受害者家属可能不熟悉我们这栋楼的户型，媒体报道和警方破案都会考虑这些吧？

　　2、“我怎么证明我在睡觉？”

　　913号房曲先生（神情凝重）：法律上，有消极行为不需要举证的说法，比如我在睡觉，我怎么证明我在睡觉？怎么证明我不在家？（记者插话：“你当时在睡觉吗？”）我就是打个比方，我在不在家，我在干什么，我不方便告诉你。

　　因为这个案子，我研究了全国很多相关的案子。济南菜板案因为重要证据没找到，所以没有立案。重庆的案子是个有很大争议的案子。一个人在下面吵，吵到11点，被楼上扔下来的一个烟缸砸中，他先告59栋楼，因为被砸中的是左耳，从角度上不可能被59栋楼人砸中。所以一审输了。过一年，他再上诉，把另两栋楼住户一起告上法庭，赢了。这个案子在法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议，都成为大学生辩论赛的题目了。

　　好来居这个案子，如果原告胜诉，让无辜的人承担太多，其实是姑息了违法的人。比如我们这些住户，其实自己的生活已经被打乱了，有些甚至在外地出差，就无缘无故地成了被告。律师只受理为有确凿证据不在现场的20几户人辩护。那些在家的，或者没法证明自己在不在家的人，连辩护的机会都没有。一旦发生赔偿，真是太无辜了。

　　3、“我有不在场证据”

　　810号房王小姐：那天下班，我约朋友逛崇尚去了，晚上7点30分才回来，警方也做了笔录，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据，关我们什么事啊。就是要告也应该排除我们这些有充分证据的人。

　　911号房曲先生：我已经在辩护律师那里登记了，当天我出差，不在深圳。这样被告就太不明不白了。一个人做的事要那么多人承担，我们始终很配合警方调查，笔录都做了很多次，就是希望尽快破案。因为这个事已经太影响心情和生活了。出事那天是端午节，第二天是“六一”儿童节，当天晚上听说这个事情，我已经非常难受了，死了一个孩子啊，幼小生命就这么消失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缺德的人呢。前年我曾经在好来居楼下，被一袋上面扔下来的生活垃圾砸到，还有一次在岁宝楼下也被东西砸过。我都跟物业公司反映过几次了，说这栋楼有人常往下扔东西，太缺德了。我憎恨这种人。没想到自己成了被告。

　　我可以验指纹，警方要测谎也可以啊，这栋大楼只有一个出口，不是有闭路电视嘛，可以把当天进出的人一个个排查啊。就是希望赶紧破案。为了避免这种事再发生，发展商和设计者是不是应该在前面多做些事情，首先不要留设计上的缺陷和隐患，同时有防护的设施，这样的悲剧不能再出了。我和我太太现在回家都不敢靠近这栋楼，兜个大圈子拐直角进门。高空抛物的潜在危机，不仅仅好来居存在吧，不是我们住户背负了不该背负的责任，事情就得到解决了，危机就化解了。

　　扫描好来居

　　73户人家35户出租

　　好来居大厦位于南山大道与海德二道交界，大厦只有一个进出口，朝东。如今，朝北面的2楼以上到20楼的住户，全都成了被告。1~19层每层北侧住户共有四户（顶层为一户），房号末位数为10、11、12、13。据记者现场目测，最接近事发地点的是10号住户，为面积26.7平方米的小复式。其余的户型均为35平方米复式。这73户北侧住户的所有窗户都是朝正北，因为是复式设计，窗户也是分两层直通房顶；又因为空间窄小，房间没有阳台，很多人在外飘的窗台上放置杂物。其中只有顶楼一家装有防盗网，其他业主告诉记者，为了外观形象和火警救援，小区管理处不许装防盗网。

　　据物业管理处称，这73户里，有35户是出租户，所住人员有70％为白领，他们很多都是两口之家，早出晚归；也有一些开公司和整天在家靠上网干活的SOHU族。记者连续在大厦四周蹲守了几晚，发现最挨近事发地点的10号小户型一溜下来，没几家是亮灯的。（本报记者邓燕婷）

　　记者采访手记

　　破案期间再抛瓷砖忒大胆！

　　冤，是住户和业主的普遍情绪。物业公司作为被告方之一，管理人员也带我们上了天台。因为有防护，想从上面往下扔大块的玻璃，那个角度也是几乎不可能。

　　大家都冤。当然总有一个人不冤，就是那个凶手，玻璃不是自己飞下来的，这不容置疑。在这样大的舆论压力下，上百人为其背黑锅，凶手的心理防线在哪里，你晚站出来一天，心灵的负债就更沉重一千斤。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就在破案期间，好来居还有两次高空抛物事件发生，相隔两个小时，扔下两块瓷砖。这简直就是挑衅了。凶手不受到法律的惩处，天理难容。深圳高楼林立，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空间，深圳人怎么能安心地行走在自己的城市里，自己的屋檐下？

　　局外人推测

　　对面楼抛物有没有可能性

　　有个小姐在好来居大厦门口和一条漂亮的牧羊犬玩飞碟。记者上去问：“你是住在北面吗？”她说：“不是，是西面，我没当被告。事发当天我在香港，是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楼下出事的。”那个小姐反问：“如果你是当事人，怎么看待这种全楼赔偿？本来大家都很同情受害者，现在成对立面了，很难受的感觉吧。”

　　保安小李事发当天正好值班，记者也采访了他。小李抬头看看表，说：“对，就是这个时候，5点50分左右，我正吃晚饭呢，突然听到‘嘭’的一声，我赶紧跑出来，我担心的是有人砸车。没想到出了人命，就赶紧报了警。”

　　好来居北面一楼是商铺，靠西是间服装店，靠东是间烟酒茶专卖店，年轻的老板坐在店里，记者走进去聊了两句。我们说：“出事那天你在现场吗？”他说：“在，就发生在眼前。”我们说：“现在除了你们，二楼以上都被告了。”他说：“那块玻璃那么大的冲劲，怎么都是七八楼以上扔下来的。”

　　采访的住户中，有人提出，为什么就认准是我们这个楼砸下来的，对面那个楼也挺高的，当天上午马路中间就有一片碎玻璃，一直溅到中间黄线的位置，对面楼也有嫌疑啊。

　　扔玻璃那人是不是精神病

　　记者抬头看看对面的八层楼，靠东面是家足浴城，靠北面是鹏爱医院。走进鹏爱医院，和医院的周总说明来历。周总回忆说：“出事那天中午11点30分的样子吧，我的车从这条马路过，发现马路中间一大片碎玻璃，我当时有点担心碎玻璃扎坏轮胎。后来听司机说，这是从楼上抛下来的，我心里还想，多悬啊，要是砸到人怎么办。没想到当天晚上5点50多分，又扔下一块玻璃，据说是同一块，据说就真出了人命。5月31日那天不刮风不下雨，坠物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明明知道要伤人，正常人也不会这么做，有这种行为，恐怕跟失去理性，或者精神失控有关，警方是不是可以从精神病史的角度排查？至于说玻璃从哪个楼上扔下来，这个不用说了，因为抛物都是发散的，上午、下午两次抛物的碎玻璃的发散方向都说明是从对面好来居抛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