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庙学合一”，不合时宜

　　将“庙学合一”简单移植进当代教育体制，不合时宜。让本该过着嬉戏为主生活的幼童，接受这种略显压抑的教育，其实是高举“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遮掩了执行者与现代教育观念之间的鸿沟。

　　郑州市有关部门日前宣布，将在郑州文庙内恢复“庙学合一”的传统，在这座据称有2000年历史的庙堂里开设“国学讲堂”，招生开讲。（见8月5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文

　　乍一看这条新闻，似乎与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孟母堂争议有几分相像，但仔细考察，两者却全然不同。首先，郑州文庙“国学讲堂”所招收的学生年龄在4岁到7岁之间，这一年龄的孩子并不在义务教育的辐射范畴，因此“国学讲堂”确切来说，不过是一个“国学学前班”。其次，“国学讲堂”的背后是文物管理部门，和获得当地教育部门批准的私立学校，拥有政府的许可与支持。最后，“国学讲堂”开设的地点是一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不是普通民居或者商用建筑。如果说孟母堂经营的是那12名孩子的前途，那么“国学讲堂”就是打着教育的幌子，经营一个文保单位。

　　关于“庙学合一”的“国学讲堂”，应该首先明确两个问题：

　　首先，究竟什么是“庙学合一”？“庙学合一”的庙是“文庙”，但“学”并非一般的学校，而是“学宫”，即古代的官办学校。“庙学合一”最早出现在唐代，目的是方便学宫内的官员和领有功名的学生祭祀孔子。从元代开始，学宫和孔庙并建成为一种制度。明清以来，除了曲阜孔庙外，各地所有文庙都是“庙学合一”的。读书人通过考试，获得了进入“学宫”的资格，“入学”之后就可以称“生员”，即所谓秀才。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生员们的日常学习大都不在“学宫”中进行。他们在这里主要进行月课、季考，择优汰差，并确定参加更高级别科举考试的人选。所以，将文庙简单地等同于学校并不正确。

　　同时，“庙学合一”也是科举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科举制度虽然看上去很像是一种“公务员选拔制度”，但因为对考试内容的限定，科举制度事实上是一种文化控制手段。同时，“庙学合一”与儒学系统中的经典崇拜、圣像崇拜关系密切，尽管在“儒学是否是一种宗教”的问题上，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但毫无疑问，其行为方式与一般宗教具有相似性，在这种情况下，将“庙学合一”简单移植进当代教育体制，不合时宜——即使这一移植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伟大旗号。

　　其次，4到7岁的孩子适合“国学讲堂”吗？这些幼童本应该在幼儿园里，过着一种以嬉戏为主的自在生活。有的时候，他们会被安排去参加一些“学前班”的兴趣训练，但这也并不是常态。而在文庙，这样一个略显压抑的成人世界里，他们却过早地过上了学校生活。报道没有详细介绍这个学堂的课时安排，不过揣摩“全日制”三字就可以想见，孩子们在这里将会受到怎样的对待。假如有父母，利用自己的强势影响，诱导自己4岁的幼童主动地要求用学前班填满自己的生活：上午是绘画课和形体训练，中午是书法课程，下午到晚上学习钢琴并参加合唱队训练。那么这对父母多半会受到“残忍”或者“抹杀孩子天性”的指责。但这样的事情，却在全日制的“国学讲堂”里被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强力执行着。这些执行者们高高举起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伟大旗号，遮掩了他们与现代教育观念之间的鸿沟。

　　救救这些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下的孩子。